介绍女性思想家

汉娜·阿伦特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思考的意义

作者：江东晛

1906年10月14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哥尼斯堡人--这样一个孕育了伟大哲学家康德的东普鲁士小城（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也许注定要将自己的哲学气质传承下去似的。还在未成年之际，阿伦特即开始研读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康德（Kant）的著作，并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古希腊的经典。她的母亲--玛尔塔•阿伦特--是一位政治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阿伦特体会到了政治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她以后从事政治思考的先声。玛尔塔是罗莎•卢森堡的一名崇拜者，虽然她反对由后者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s），但还是加入了一个相关的政治讨论团体。1919年，也就是阿伦特13岁那年，玛尔塔支持由斯巴达克同盟所领导的大**，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小阿伦特说，她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尽管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玛尔塔仍然继续参与德国的政治活动。而小阿伦特不光亲历了历史，日后也因为对政治行动的思考而被永远载入了世界政治思想的史册中。

在1924年成年之际，阿伦特离开家乡，赴马堡大学开始人生中新的一段求学经历。马堡大学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阵地，阿伦特有幸成为了他的学生，并且在海德格尔酝酿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的时期中成为了他的参与者之一。海德格尔的哲学路径深深影响了她，而她也为海德格尔的风范所吸引。于是，海德格尔冒着失去他的教席和婚姻（海德格尔当时已经结婚并有二子）的危险，与阿伦特开始了一段哲学史上的风流韵事。不过，理性告诉他们这是十分危险的，于是这段爱情在一年之内即告终止，但是二者在后来的人生中继续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除了在二战时海德格尔一度为纳粹服务的时期。二十多年以后，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她是他很多灵感的源泉，是他的"缪斯"。但是，海德格尔却并没有意识到阿伦特具有独立的学术能力，事实证明，阿伦特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但是并没有继承后者的治学理路。

1925年，阿伦特离开了马堡，转入海德堡大学继续学业。在这里，她遇到了与海德格尔地位相当的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espers），后者成为了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并为她示范了一种沉思式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时期，她深化了与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的友谊，二人在1929年成婚。

毕业之后，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二人迁往法兰克福。当时，一群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他们成为了日后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阿伦特对社会主义思想并不热衷，但是与这些思想家的交流深化了她对政治问题的兴趣。

当此之时，反犹主义的思潮已经在法兰克福兴起，为了避免受到波及，二人迁往柏林。正是在这里，阿伦特开始思考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那就是--在德国，犹太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她将这一思考带入了关于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传记的写作中去，后者是一名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在这一传记中，她表达了她的政治态度：她将不为德国文化所同化，而是要有意识恪守自己作为一个德国社会边缘人的身份。但是，阿伦特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极端，成为一名锡安主义者。

随着德国形势的日趋恶化，阿伦特逃离了自己的"祖国"。1933年，她来到了巴黎，在这里度过了多年的流亡生涯。她与斯特恩的关系日趋疏远，并在1937年结束了这段婚姻。但是，在法国她结识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公共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后者也是一名犹太人，但是他的命运十分悲情。在准备过境西班牙逃亡美国避难的时候，本雅明的过境许可没有得到承认，他于当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手稿被阿伦特及其他一些同伴带往美国，现在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了。

1940年，阿伦特与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开始了第二段婚姻，二人不久就被送入了德国人在法国占领区的集中营，但是几个月之后就获得了释放，并被允许移民美国。1941年5月，二人在阿伦特的前夫的帮助下来到了纽约，从此成为了美国公民。此后，阿伦特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对当代世界的政治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论。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此书中译本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奠定了阿伦特在政治思想界和哲学界的地位。其代表作还有《人的境况》（1958）、《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论革命》（1963）、《黑暗时代的人们》（1968），以及《共和的危机》（1972）等。在晚年，阿伦特转向纯哲学的沉思，准备写作《心灵生活》来讨论人类的思考、意愿与判断等问题。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这部作品并未完成。1975年，阿伦特在美国去世。她的遗著被整理成为两卷本的书籍，于1978年出版。阿伦特是一名极富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她对于社会、政治、权力、暴力、劳动、工作、行动等政治哲学中的名词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定义，这也是她的作品能够引起很大的争议的原因。阿伦特毕生致力于维护的是她称之为"表象领域"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政治生活。阿伦特返回古希腊的民主传统，认为政治领域是一个最能够维护人类自由的领域，因为它是以人类的"复多样态"为基础的，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在政治的空间中自由发表言论的，这反过来又维护了人类的多样性，保证人类不会被"社会领域"吞没。"社会领域"是与"表象领域"相对的一个世界，它强调行为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多样性，因此是对人类个性的一种抹杀。如果任由"社会领域"扩大，并侵犯代表人类自由的"表象领域"，极权主义就会产生，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种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状态--这就是阿伦特生活于其中的"黑暗时代"。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阿伦特最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因为这些理论只有当每一个人深入钻研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境况》等作品之后才能得以理解。将笔墨集中于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讨论是明智的，因为这本书是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时评的汇总，而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对于当下政治的启示。

1960年5月11日，一向富有传奇色彩的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在阿根廷逮捕了一个叫艾希曼的德国人--当时，他已经是阿根廷的公民。此人于1906年出生于德国，1932年加入纳粹党，随后加入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从此以后，他一直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迫害的核心工作。1942年，希特勒在"万湖会议"上确定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之后，艾希曼就被任命去协调和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的后勤工作。1946年二战结束后，他逃离了美军的追捕，在阿根廷最终定居下来，直到1960年以色列将其捉拿归案，并于次年在以色列被判处绞刑。

二战前后，由于希特勒疯狂的种族主义政策，约600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身亡。为了表示这场屠杀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性，英语中专门创造出来了genocide一词来表示"种族灭绝"。因此，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所有参与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党人都是野兽一样没有人性的极端邪恶的反人类者。这样一来，虽然对于艾希曼的审判在程序上有很多的不合法之处，但是出于一种人道上的义愤，多数人还是倾向于为此而叫好。

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记者，争取到了前往以色列旁听审判的资格。此前，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一直在探讨"极端的邪恶"（radical evil）的问题，这种邪恶完全出于一个人邪恶的本性和邪恶的动机，因此是不能宽恕的。但是，从以色列回来之后，阿伦特却发表了"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据他的观察，在艾希曼身上没有丝毫的"极端的邪恶"的气质。心理医生认为，艾希曼具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所有正常的观念，他的内心并没有什么邪恶的病症。从履历上来看，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对于领导布置下来的工作能够兢兢业业地完成。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呢？在审判过程中，艾希曼的言辞里并没有个人的思考，他说出来的话大多数是一些纳粹时期的陈词滥调和官方言论，还有非常隐秘的"措辞规范"。所谓"措辞规范"，就是一系列类似军事行动的代码，比如用"最终解决"、"特殊处理"之类的词来代替"杀掉"。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久的人，将养成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一个人可以随意说慌而不必顾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对错。艾希曼自称是一个非常负责人的人，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在认真执行元首的命令，他从来都是要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看来，也许艾希曼只不过是一个走卒，一个政权的工具，他应该为这场屠杀负责吗？

从以上的现象中，阿伦特看出，艾希曼之所以做出了如此邪恶的举动，仅仅是因为他从来不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在1932年，有人劝说艾希曼加入纳粹党，当时艾希曼只是说了一句"为什么不呢"就加入了这一组织。他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当下所执行的任务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应该而且值得去做的。他之所以没有良心，不是因为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缺乏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他是一个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这样一来，阿伦特就在"良心"与"思考"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的地方，人们的行为更为善良和正直。

丹麦和罗马尼亚对于犹太人态度的差异为上述结论提供了绝好的例证。阿伦特指出，1940年时丹麦虽然被德国占领，但是它的人民拒绝停止自由的言论和行动。他们拒绝执行德国关于犹太人的政策，非犹太人的丹麦人热情接纳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中避难，并且组织船只将5919名犹太人运往瑞典。丹麦人的所作所为使德国占领方面开始怀疑自己的政策，一些政府部门甚至背离了来自柏林的命令。

然而，罗马尼亚的情况正相反，当地人并没有对人性的反思，这导致了他们将犹太人"去人类化"，并开展了对犹太人的自发的大屠杀。甚至党卫军都要出面进行干涉，以使得这样一种大屠杀能够像在德国那样进行得更加文明。德国和罗马尼亚的例子充分表明，一个丧失了理性思考的民族将会做出多么邪恶的事情，然而反过来说，他们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思考。这就是"平庸的邪恶"的含义。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项对比："极端的邪恶"与"平庸的邪恶"相比，哪个导致的后果将更加可怕？"极端的邪恶"出自一个人邪恶的动机和念头，这样的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希特勒就是一个例子，他并不是没有思考，而是对人类进行邪恶的思考，并且采取剥夺一个种族生存权的方式推行他的邪恶的计划。然而，德国之所以能够彻底执行希特勒的计划，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丧失了人性，而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对于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就是对于什么事情符合人性、什么事情不符合人性的判断力。千千万万个"艾希曼"构成了德国社会异化的基础，社会的整体性的"平庸的邪恶"，才是犹太民族悲剧的罪魁祸首。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单单通过处决一个"平庸的邪恶者"，只能起到一种训导的作用；而培养公民的理性思考能力，维持一个自由言论的政治空间，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这就是阿伦特对当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批评，也是她对于人类如何克服"黑暗时代"重演的思考。阿伦特的思想意味着，人类如果要避免群体性的悲剧，彰显人性的光辉，必须使用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晚年的未竟之作《心灵生活》中，阿伦特提出，思考并不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而是一种价值判断力。思考是对所有现成的教条的解构，它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不一定产出新的思想。但是，从苏格拉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思考虽然无法给出关于"美德"、"节制"、"勇气"、"虔信"等各种名词的定义，但是它代表着一种理性的精神，那就是人类不应该过一种未加检审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思考的直接产品是判断力，而判断力是与良知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它也就成为了抵制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

阿伦特的思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对于人的身份的未加判断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暴力的发生。宗教之间、种族之间之所以会发生极端的冲突，不是因为双方的不可调和，而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身份是具有多样性的，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其次，还属于一个宗教、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小团体等。一个人的身份不应该是被给定的，也不应该是被发现的，而是要经过每一个人理性的检审之后而自我认定的。将身份的认同由单一维度扩展为多元维度，维持每个人、每个团体的身份的"复多样态"，才是政治生活有序进行的保证。阿伦特和阿马蒂亚？森的观点都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为了保障人类的自由，必须维持政治领域的多样性（复多样态），而为了维持这种复多样态，必须要培养每一个人独立使用其理性的能力。理性的判断力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因此也是人性的最高价值。也许，理性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理性的判断一定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相比于道德上的极端邪恶，我们更应该注意不去进行思考所造成的"平庸的邪恶"。这就是阿伦特给我们的最大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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