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根本的原因就是，“道从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潜在地控制知识分子的行为，它使知识分子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学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现出具有浓重实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识。它教会了人们如何骑墙，如何变脸，如何逃避，如何讨伐，如何攻击，如何奉承，如何撒谎，却惟独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坚守、如何执着、如何超越、如何独立。

　　许纪霖在《智者的尊严》中写到，中国传统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无它：代圣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经六义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又说，中国的作为学统的“道”与作为政统的“势”从来都不是相对立的，虽然孔子说：“从道不从君”。但说归说，做却是另外一回事。孔子穿行于各国君主之间，即为一例；孟子则更甚，宣称“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舍我其谁”。由此可见，在现实的社会中，“道”常常屈从于“势”。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作为体现“道”的“天”是外在于人的不可目见的终极实体，由此为了现实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将“天道”俗化，并且声称“君主”即“天子”。由于先天地认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便不可质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体现，因此，国民对他的屈从成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么作为它的化身，君主当然无需反省，更谈不上忏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层级里，等级越高，意味权力越放纵无边、越无从约束。即便是将“法势术”合为一体的韩非子的学说，也无非是在尽其所能地为权力的放纵无边进行解释。君王穿“替天行道”的外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妨说正是中国传统的线性特色：从来没有两个或多个并立对等的权威或主体，有的只是一层压一层的等级关系，上层可以无度地倾轧下层，下层却无法监督约束上层；在这样一个关系语境中，人人都在为进入这一体系的最上层而相互倾轧，相互吞噬。“学而优则仕”便是最精当的证明。因此，在中国，当“仕”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时，“道”从于“势”便成为必然。

　　由此导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绝少有特立独行之士。即便为人们所称道的人格榜样屈原、陶渊明又如何呢？其独立人格也只是相对于帝王奴仆而言的，但在其内心，个人本体从来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意识。他们的人格表现在为了表示自己对“君主—势—道”系统的忠诚而不屑与小人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潜也罢，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问小人”层面，从来没有上升到“问君”的高度。所谓“天下有道则轴之，无道则隐之”，可以概括一二。
 

而在西方，“道”与“势”是相对独立、并立的，这和古希腊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关，也和对上帝的执着信仰有关，是双权并立的产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诸多的哲人同时又是神学家，如培根，即忠实地信仰上帝，又执着于研究数学、哲学。其共同特征都是：超越王权。这与中国人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从势”的世俗功利性态度截然不同。

　　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西方则多有大量的为知识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性人格知识分子。他们能够为知识而探索知识，而不陷于狭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实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个群体，有他们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充分的哲学思想作为积淀，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权、法治、个性主义等超越王权的思想才能传播得如此深广，深入人心；文化“现代性”的转化才能如此的顺利。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的五四运动，不能说它没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断呢？人们习惯的看法是历史形势使然。缺乏反省历史的态度，缺乏正视现实的精神，以及阿Q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滑头让我们满足于这种遮羞布式的解释。我们敢说，这种解释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吗？体现了真正的“道”的尊严吗？根本的原因就是，“道从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潜在地控制知识分子的行为，它使知识分子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学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现出具有浓重实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识。它教会了人们如何骑墙，如何变脸，如何逃避，如何讨伐，如何攻击，如何奉承，如何撒谎，却惟独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坚守、如何执着、如何超越、如何独立。

　　因此，五四运动所开创的人文传统的一再断裂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种断裂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从表面上看，新的社会已经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中国和现代性的人与文化已经建立。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政治的大狂欢”形式，以“追求现代性”这样一副冠冕堂皇的虚假面目，上演了一幕幕传统糟粕大张旗鼓回归的滑稽剧。它宣告了“道”在“势”面前的彻底失败，现代性独立人格被压抑到极点，现代性文化彻底中断。唯有反省，才能踏出前进的第一步。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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