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0

谁之罪1：社会机制

在告密的往事公诸报端以后，舆论界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谁之罪？

《南方周末》发表李大钧的文章，质疑章诒和，除了告密的事实之外，主要是辩护告密者的人格问题。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众所周知，告密并非是个别的偶然性事件。假若从普遍性来看，则可以肯定社会机制出了故障，而非仅仅取决于当事人的道德人格。

其实，告密并非中国所独有，正如贪污腐败一样，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而且古已有之。比较而言，告密具有某种一致性，与制度，权力及道德有关。但是，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里，其起因、内容和方式，以及发生的程度，仍然有很大的差别。

可以比较一下上个世纪苏联三十年代肃反和美国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案件”。

1935年．，斯大林在杀害基洛夫之后，清洗异己以致滥杀无辜愈演愈烈，至1937年达致高峰。告密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所有人，所有机构，甚至最高权力机关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安全机构“契卡”成立后，斯大林借列宁之口说：“列宁教导我们说，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的代理人，即要观察和报告。”又说：“如果我们因为什么而痛苦的话，那决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没有告密。”告密，鼓励和保护告密成了契卡的重要工作，告密者被称为“志愿者”、“编外契卡”。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说：“预报不良现象不是告密，而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职责。”告密成了党性的表现，实际上，在肃反运动中成了党的一项中心工作。据英国历史学家的一部关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生活的著作《耳语者》所引一名高级警官的说法，每5名苏联的机关工作者，就有1名告密者；又称仅莫斯科，6到7户人家即有1名告密者，苏联主要城市中经常向当局告密的卧底便占总人口的5％。从这些惊人的数字看来，当时的苏联，确实如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我们所熟知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包括曼德尔施塔姆本人都是因此成为狼的猎物的。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便多次出现“告密者”一词。

斯大林主义影响到那里，那里就有狼群出没。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就是根据西班牙内战的亲身经历，以及苏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中就有告密的情节，全书充满着一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被操控的恐怖。

为了维护政权，斯大林不惜发动作恶机制制造恐怖，致使人人自危而完全失去抵抗力，最后发展成为阿伦特说的那种“自动化运动”。一个名叫莫森的德国历史学者，在阿伦特著作《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德文版序言中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合适。”是制度造成整体性的道德崩溃，而告密，只是恐怖制度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在美国，政府因参议员麦卡锡指共产党人搞颠覆活动而大举搜捕。同样地，这也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一时人心惶惶。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即被指控同“颠覆”活动有联系，被迫离开美国。著名编剧福尔曼也上了麦卡锡的黑名单，因拒绝在麦卡锡委员会上作证，不但取消了电影《午夜》所获的奥斯卡奖，甚至不能在好莱坞和其他所有的美国制片厂工作，结果去了英国。许多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都遭到审讯，被判下狱。1952年，一位到美国访问的英国人马丁写道：“真正的后果是使庸人、懦夫和溜须拍马者得志，而令有识见，有创造性的人沉默。”在整个迫害过程中，告密行为显得特别活跃。

同为政治迫害、恐怖与告密，苏联无疑是制度性的，危害时间长，损失大，即使经历一个“非斯大林化”时期，也未能彻底放弃对公民的操控。美国的“麦卡锡案件”的产生来源于错误的政策，所以呈阶段性，并很快地为制度本身所纠正。

告密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现代，不但不曾绝迹，而且有所发展。国民党的“党国”，就是在清党——告密与屠杀——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二十年的大陆统治是军阀统治，特务统治，后来又将这种统治方式带到台湾；直至1987年，迁延数十年的党禁和报禁才告终结。

中国共产党在“争民主，反迫害”的斗争中走上前台，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建国六十年来，民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却是曲折而崎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的幽灵翩跹起舞，反民主反科学的势力大行其道。告密成风，批斗成阵，冤狱遍于国中。文革把恐惧当作政治生活的基础，一方面政法部门无法可循，完全按“最高指示”或揣摩形势风向办事；另方面是群众专政，或者公开揭发，或者秘密举报，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环境中，人人成了“革命”的窃听器。利用告密，鼓励告密，文革中的许多“现行反革命”都是通过群众告密被制造出来的。

要剖析告密的起因，必须剖析告密的环境，条件，历史渊源。在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较大规模的告密事件，当数红军“打AB团”时期。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是一个恶性发展，康生把苏联的一套带到国内，开了意识形态专政的先河。土政、镇反、肃反、三五反、反右、反右倾等等运动，无一不是群众专政外加意识形态专政。群众是躯体，意识形态是灵魂。到了文革，这种双重专政有了更高级、更为完备的形态，当时叫做“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这种意识形态性、群众性、全面性，正是政治学者阿伦特所定义的极权主义的几个指标。对于文化大革命，仅仅使用模糊语言，称之为“左的”、“错误的”、“悲剧的”而加以否定是不够的，应当给出一个合乎政治科学的定义。惟有对这场凶暴而荒诞的“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极权化性质作出理性的评判，我们才可能对告密和告密者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解。

谁之罪2：集体人格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造就了一种人为的敌对环境。身旁有阿耳戈斯的眼睛，头顶有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普遍失去安全感，责任感，存在的勇气；内心里只有无权感，卑劣感，屈从感，孤立感，在可否受罚与可否得救之间彷徨无计，受尽折磨。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能战胜道德，兽性征服人性，心理学家的所谓“健康人格”难以生成。但因此，讨论中就有人为告密者辩护，把罪责完全推给社会，为个人开脱。

即便环境险恶，告密者个人就可以逃脱责任了吗？

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著作中，有两个著名的案例。其一是关于艾克曼。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部门从阿根廷逮捕了在逃的前纳粹军官艾克曼，于次年2月在耶路撒冷受审。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艾克曼是“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至灭绝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对于艾克曼犯下的罪行，阿伦特认为，原出于军人极平常的服从命令，按党和国家的指示行事而已。她指出：是极权制度通过洗脑等手段，把人异化为无主体、无思想、无判断力的作恶工具。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当然又都可能成为加害人。因此，在她看来，艾克曼的个人罪恶实质上是制度罪恶。在这里，她提出一个“平庸的恶”的概念，并因此一度遭到曲解。其实，她的态度是明确的：“恶”虽“平庸”，毕竟不改其“恶”。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犹太居民委员会在大屠杀中的作用。阿伦特指出，犹太当局与纳粹统治者合作的事实不容忽视。在审判艾克曼时，总检察官从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力求把犹太人领袖的案件与艾克曼案件分开，以避免跟“自己人”算账。阿伦特认为，历史真实不应当有选择地公开，而是要全面公开，不要回避记忆中的“阴暗篇章”。她质问道：如果人们对邪恶不是取顺从、合作的态度，邪恶会不会如此畅通无阻？她坚持认为，当犹太人记忆大屠杀问题时，不提及、不追究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是一种“集体性欺骗”行为；这种集体欺骗甚于说诳，是施之于记忆群体所有成员身上的暴力，是不可以接受的。

两个案例具有一致的启发意义，就是强调责任，强调政治体制与集体人格的互动性。

回到告密问题。那么，它在何种情况下是可宽恕的？经历过一个“告密时代”，哈维尔说：“归根结底，人们需要活着，这是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关键之处。”的确，生存是一种权利。有人便干脆把“人权”简化为“生存权”，将生存贬低为“活着”。活着，表面上看起来并非为了博取份外的利益，而仅仅在于维护起码的生命权，然而通过告密，以危及他人的生存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仍然是不道德的、犯罪的。

告密现象对我们来说所以变得严重，是因为它以自私、欺骗、趋利避害、犬儒主义导致社会道德的腐蚀、瓦解，诸如爱、忠诚、同情心、坚持真理、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使之不能维持自然的、正常的水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告密和告密者辩护，“集体罪责”也不可以。集体罪责说到底是个人罪责，社会、集体、制度，一切都必须通过个人。

揭露告密真相的困难何在？

既然告密是一种犯罪性行为，当时过境迁，为什么把它揭露出来，使之公诸于众会遭遇那么大的困难呢？

还是让我们来观察历史上告密现象最为频密、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国家：德国和苏联——在战后德国，首先对纳粹主义的清理是不彻底的，大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的人都被释放了，五十年代已不再搜查战犯，在纳粹时代从事政治审判的法官，很快恢复原职。1950年，一组主要罪犯在兰茨贝格受审，并有五人被判死刑，德国居然出现愤慨的风暴；关于纳粹头目及追随者有着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的说法，竟也一度流行起来。许多德国人不愿参与对自己的同胞的审判，明显地倾向于将“谁之罪”的问题搁置起来。甚至还有一种看法，即把第三帝国同“好日子”连在一起，认为可以同大屠杀分开。总之，有一种“沉默文化”在对抗民主人文主义的文化。直至二十年过后，美国电影《大屠杀》在德国公映，这才引发青年一代的重视和讨论，继而推动全社会对这段耻辱历史的认知。

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苏联的宣传一直把它局限在帝国主义侵略性上面，而对其极权专制的本质讳莫如深。在东欧，除东德外，很少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书籍。美国的现代欧洲史学者沃尔特·拉克尔认为，“纳粹所以在东欧成为一个被禁止的问题，是因为新旧政权共有的特点都是一党专政。”

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曾经有过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主要是党内清算，是同一个政治实体及意识形态的内部清算。二十大的报告所以称为“秘密报告”者以此。但因此，这种清算注定是不彻底的，斯大林主义的许多东西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即便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告密的事情亦时有发生，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口号，诸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依然袭用无误。

关于告密一类的历史档案，在苏联时期一直被妥为保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历史的这些阴暗篇章才得以公开面世。公开告密是终止告密的最有效的手段，遗憾的是它只能到最后时刻才被使用。由此可见，苏联的制度是“迟到”的制度。

为什么像告密这种违反人性道德的行为会受到保护，以致官方及保守知识分子总是以“维护大局”、“宜粗不宜细”、“向前看”、“不争论”等种种理由阻遏对它的揭露？著名的法兰克福批判家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都曾分别指出，在纳粹与德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就是说，产生集体隐瞒，不但可能出于同代相契性，也可能出于同位相契性。由于存在着这种一种历史连续性，许多有关罪行和罪责的问题便容易被忽略，或有意被忽略，即使要付诸讨论也不可能深入和持久。

对于文革，以及前文革的系列政治运动，至今朝野上下一致取否定态度。但是，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政治性否定，而非历史性否定。两者的不同，就在于：政治性否定乃出于政治需要，以洽合性、权宜性、定向性为特点，呈半封闭状态；而历史性否定则出于历史需要，以必然性、公正性、超越性为特点，呈全方位开放态势。所以，像对待告密一类问题，前者明显地是有选择的公开档案，而后者则主张公开全部史料。不偏袒、不避忌的态度才是历史的态度。阿伦特在艾克曼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到她与以色列总检察长的分歧，指出仅仅以犹太人受害者的名义去审判艾克曼，会因服从政治需要而牺牲历史真实。对于文革，以及运动中的种种恶行，需要从政治性否定过渡到历史性否定；否则，有可能产生“文革连续性”，不特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