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村言

    风流散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南社在沉寂了大半个世纪后，再回首时，这一标榜“操南音而不忘其旧”的知识分子团体已经走过了百年时光。作为南社的主要活动舞台，上海、苏州两地近日相继举办了一些纪念研讨及讲座等活动。

    毋庸讳言，酝酿于上海酒楼、成立于虎丘张公祠的南社更多的代表着一种士人阶层的理想与风骨，而不仅仅是1950年代以后大多观念中所认为的革命文学社团，除了陈去病、柳亚子、宋教仁、黄兴、于右任、李叔同、黄宾虹等一长串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熠熠生光的名字，其中亦不乏个别收贿者、叛变革命者，如汪精卫等，正如南社后人姚昆田先生昨天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时所言，把握南社需从整体与主流上进行认识。

    百年后的今天，纪念南社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物欲横流与“知识分子”形象愈加模糊与渺小的当下，或许更多的还在于一种对知识分子自身定位的重新审视与一种对传统士人风骨的呼唤与继承。

    南社成立之初即具有强烈的继承明代复社、几社的精神，陈去病对此曾明确释义：“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所谓“冀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此一“南”字不仅是字面的“江南”之意，更在于其所高扬明遗民“反清”爱国精神的再现，一脉相承的并不仅仅是“几复风流”，更有一种与魏晋风骨相承的传统士人风骨。

魏晋风骨直承春秋战国“乱世”间士人群体所产生的“拨乱反正”的良知与责任感，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都是一种救治人间世“人生大我”精神的表现，而其后的魏晋士人中，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一方面是宽袍大袖、吃药喝酒或采菊东篱，另一方面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风骨，与汉代以来的伪儒乡原不同，真正的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精神时常在魏晋士人的生命融会于一身。

    乱世之际的晚明士人受魏晋影响巨大，同样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有投身于反清复明大业的顾炎武、傅山等人，另一方面事成或事败的士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人生诉求，寄托于学术、书画、园林、小池，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南社成立之初的社会背景与魏晋、晚明颇相类似，其间或隐或显的一直有着一种真正的士人风骨在其中，南社成员中为了革命杀身成仁的知名人士就有23位之多，如宋教仁、廖仲恺、朱少萍……南社精神领袖柳亚子在1937年即被毛泽东许为“有骨气的旧文人”。

    作为毛泽东诗友的柳亚子人格的屹然独立从他对党的态度即可以看出：“皖南事变”发生后，柳亚子曾致电重庆当局，斥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宣告“不愿向小朝廷求活”，而同情共产党；而在其后针对郭沫若提倡“尾巴主义”时，柳亚子又专门发表6000字的长文申明：“只做共产党的严师益友，而不做尾巴。”——此一句话正表现出南社中人的传统士人风骨。

    1949年以后的柳亚子虽然仍是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此老毕竟仍是落寞的，甚至因“牢骚”而引出毛泽东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辞世后，中国大陆陆续开始了“大跃进”及“文革”运动，倘若“文革”时此老仍在世，又会如何呢？或许如毛泽东说鲁迅若“文革”还在世的话：“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也正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路径，真正有着士之风骨的，无论是鲁迅或是柳亚子，面对当时的文化劫难，其取向应当是“自由言说与独立精神”更加重要——然而，真正的现实是更多的是“大体不做声”，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为了良知和信守而以身抗争。

    “文革”以及此前的“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由此并形成一个沉默着的大多数。巴金在晚年的反思中曾言：“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这正是彼时知识分子的写照之一，章诒和女士今年所写的一系列“告密”文章反映的也正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与困境。

    “文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阴影是巨大的，其流风影响至今而不绝。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失语”而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把自己当作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甚至于从思想奴化过渡到人格的奴化，“杀身以成仁”、“说大人则藐之”等士人传统逐渐消逝。

    经济学界，一名声甚大的学者有“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等高论，樊纲有“经济学家不应讲道德”，钟伟有“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且不去评论这些言论的是与非，一个事实是，经济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日渐恶化。

    活跃于电视媒介的所谓知识者，从余秋雨到阎崇年、于丹再到袁腾飞，从“媚雅”、“媚俗”到四处走穴演讲，甚至不顾学术底线信口雌黄而被掌掴，面对地震大灾含泪作秀以及沸沸扬扬的假捐事件，污蔑地震丧失亲人的灾民；而在投资数百亿元的所谓“文化标志城”等工程中，同样可以看到个别知识分子献媚的身影。

    在文坛，一些名作家或跑到国外大言不惭大说假话，或在小圈子中自娱自乐，或沉湎于小我中而不能自拔；一些年轻写手成名后，或炫富摆阔，或热衷于炒作话题博得博客点击以炒作图书。

    学术界，辽宁大学副校长抄袭，武汉理工大学领导抄袭，博导、博士抄袭……龙应台曾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而全然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什么是知识分子话题呢？

    自古以来真正的中国士人阶层，总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追求的是一种“大我精神”，追求的是一种良知与责任。诚如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有拼命硬干的，有为民请愿的，有舍身求法的，这些，是中国的脊梁。”然而，这些中国的脊梁在当下的知识分子中又有多少呢？

    中国的脊梁当然一直是存在的，比如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的媒体记者，比如以真实身份举报地方国税局违反国家法规以至经历下岗和牢狱之灾的普通知识分子李文娟，然而，这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相比，其比例又能有多少呢？

    这一两年来，承接“五四”余韵的文化精英一个个飘然而去，王元化先生走了，唐德刚先生走了，还有前几天刚刚归入道山的杨宪益、王世襄……有时候不得不相信，或许一个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

    记述一代士人往事与风骨的章诒和女士在自述其写作动机时曾言：“我的写作动机始终是明确的——我们这些苟活的人，当为那些在历史严寒中瑟缩的生命留下一口热气；从已然消失且一去不返的诗意里找到一丝甜蜜；讲出以往掩藏很深的痛苦，把它交给未来。也正是记忆使我得以于绝境中复生……即使明天就死，今天也要把心叫醒，将魂找回。思想无罪，社会永远需要批判。”

    百年前南社成立时的《南社启》开篇即曰：“国魂兮！盍归来乎！”这一南社开社明义之句在当下依然不失其现实意义，这个魂，既是独立与自由的精神，一种真诚内省的力量，更是一种正在消逝的士人风骨与清正本色。

    面对现实，这一呼喊在当下却又是如此凄凉而沉重：

    ——国魂兮！盍归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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