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论

周天黎

（原刊2013年4月20日《美术报》）

从艺术文化史的角度严谨评判，周天黎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之一；人性论和思想解放、艺术良知的倡导者；人文艺术的标竿性人物。她的精神家族中，有屈原、嵇康、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唐伯虎、李清照、陆游、徐渭、八大、石涛、曹雪芹、郑板桥、蒲松龄、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秋瑾、鲁迅、陈寅恪等等先贤巨擘。这位始终涌动着艺术变革和创新激情，具有锐利的情感锋刃、敏捷的灵性触觉、奇异的想象能力、深度哲学思考的艺术天才，荡思八荒，正智慧觉，红尘浪里，孤峰顶上。在自身的精神递进中，追问天、命、心、道、理、气相互纽结关系的灵性文字，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启示与思想资源。

——摘自《为思而在——中国画魂周天黎》一书的编者题记

纤毫任几重，历经多少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道心微茫，苍苍莽莽，击壤不吟，南熏谁操？当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又何以立身？何以问艺？何以经世？岁月无声任去留，笔墨有情写人生，咫尺应须论万里。艺术家需要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太霄六合生气，在生命的骤然疼痛里，一步步走向启示的殿堂。更需在精神离析过程中，承担着质疑和叩问的使命，不断抗衡内心的阴暗、怯懦、自私，在苦难和劫数尚存的世界里，在社会环境污染中寻找清澈水流。人世间的恶无法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可以被紧紧地压制，艺术家要做社会良知的监护者，是社会道德结构中的坚实基石。能够在灵与肉、正与邪、善与恶、惘与醒、义与利的矛盾对抗中，思考人生、生命和艺术的价值，升华自己的境界。

水墨不因陋斋浅，丹青总与山河壮。只专心专注于艺术本身的学问是不够的，需要涉足人类社会文化这门整体学问，需要丰饶的文化精神和高贵的生命哲学作心灵的内涵。从而在更具深度的人文视野中去发掘艺术的价值，担当起艺术启蒙、审美感召和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我认为人文学理论的对应事物是人与社会，我主张为人生而进行艺术创作，人的生活意义离不开社会环境，艺术家的观照对象永远应该与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回避对社会史的认识和反思，能敏锐地感受到转型期的社会震荡与时代的矛盾危机。如此，在对客观对象的视觉体验和情绪生发中，才能把握住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审美意义，才能有超越一般画家们所认知的艺术感受。

《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一语，实际上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文艺术精神的深刻理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安《淮南子》、曹丕《典论·论文》、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王若虚《滹南诗话》、袁枚《随园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等，在道尽作诗填词的奥妙中，都包含着“诗言志”的人文求索。不充分认识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艺术家也应是一个富有人文追问的理想主义者，那些迂腐无能、无病呻吟、吟风弄月、鹦鹉学舌之人，难有不朽大作。

少年时代的我在读书笔记上就抄录着一位俄国哲学家的话语：“祖国是每一个人神圣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样。他借助这种神秘莫测、不可捉摸的联系，通过母亲的怀抱而与自己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并被纳入整个人类之树，他通过祖国而与大地母亲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联系起来。”优秀的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文化上的母亲，使艺术家知所感戴，知所敬畏，知所赞美。不管是严峻的批判性审视，还是对开拓崛起的真诚建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的道义责任，在于保持优秀民族文化的存续和发展，许多感动世界的作品都根植于祖国的土地，并首先感动了自己祖国的人民。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历史上许多次与外来文化的交汇中，中华文化都能兼收并蓄并成就自身的博大。

二十一世纪及未来的新世纪，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是由绝大多数合格的、有着人性闪光点的公民所组成。能不能培养出这样的公民，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是否具备持久竞争优势的根本体现。

真正的艺术跟人类的心灵、思想、人文、审美与信仰意义密切关联，一个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是其弘扬的艺术精神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填添了应有的光芒，甚至参与了对时代文明的供给。今天，中华文化健康地向前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艺术家们的人性光辉和正能量的发扬。而人接纳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就是人接纳正面意义的正义价值与美好价值。人文精神的强弱，决定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格局。因而，我首先用道与义为祖国承担义务。这个扰攘的时代，十分需要人文艺术与艺术思想的震荡。

一个民族的艺术发展，必须以高尚的文化精神作为人文导航。面对物质暴发这一史无前例的诱惑，面对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惯性、庸常宿命等等的趋媚，面对人文精神的骤衰剧竭，置身一个将爱物化、对他人苦难冷漠甚至窃喜、对急功近利追捧和对知识沉淀轻视的社会，我们不能不思索：我们拿什么去拯救世道人心？如何以“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去为当代文化精神扬善美之风并提供价值基础？

孤立地讲形式和孤立地讲笔墨都无法解决当代中国画的深层问题。中国画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但是随着数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当今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的世界，中国画需要打破旧有藩篱，以新世纪的新思想、新精神去演进出新时代的绘画格体。否则，只能同李白的词作《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里说的一样了，“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不能简单地将艺术家理解为一种职业身份，艺术家必须为艺术而存在，而且要身体力行地去将这存在变得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激情，有内涵，有生命意义。艺术是人的心灵历程、人的灵魂的表达，艺术家在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中，能提高艺术家文化身份的自觉，从而使艺术主体性的语言本身可以受到更多的启发，获得更多的开拓激情和创作灵感。否则，就会缺少一种宏大的心志和与其相应的学术视野，就会难以走出精神均质化的平庸状态。

思想者往往是旷野里的独行者。人生毕竟不是只有眼前的世俗，还有诗和远方，还有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对艺术家来说，更应认识到美的根源在于形而上之道，只有精神品格才能生发出灵魂层面上的意义。

艺术的源点是文化，是历史，还是由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而来的哲学。所以对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们来说，谈哲学也好，谈艺术也罢，千万不能拘束于自己的小世界，而是要和历史同步伐，和时代共命运，带着人类的文化情怀去思考，去创作，去认识那些真正杰出的艺术作品。也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层面上，才能在喧闹繁杂、鄙薄填塞的现实环境里从容淡定，静静地去感受哲学绽放思想的光芒，艺术闪耀生命的华彩。

中国艺术哲学精神的终极指向是人与自然，一个画家要有深度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产生生命意义，才能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这是当今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操守，也是艺术作品的价值坐标。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得好：“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人的心灵是有品级的，具有颇高心灵品级的艺术家才能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艺术大家，他们富有审美道德和哲学知识，风清气正，载承着自由人性的前行足迹。同时，艺术创作上，他们必然从人文领域和视觉领域进行双重思考，从中磨砺焕采，并伴随着不愿流于世俗的高傲，敢于自峙独行，特立于当下，敢做河床中间那块或隐或现的礁石砥柱，只身与这个时代的庸常世俗文化、消费主义潮流相抗衡，使自己成为高贵文化精神的守夜人。

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真学问，而有邪才无正道只能贻害社会。只有源自基本人性的艺术品才会有持久生命力。人性与天道，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背离的。如果悖逆了这一原则，任何理就都成了歪理，最大的学说会变成胡说，虔诚信仰实质上成了邪教滋生的沃土。如果漠视了良知、正义和真理，如果失去了道义、诚信、勇气、慈爱这些高尚的精神品格，如果犬儒卑怯还要为犬儒卑怯写颂词，就使犬儒变成了犬奴，卑怯滑向了卑鄙，那么，总有一天，全民族、全社会都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这样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诗经·大雅》里有八个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刚健日新”的思想也引申于此，后来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思想源泉。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也据此提出三句著名的变革真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认为任何事物如不改革发展，必将穷途末路，中国绘画也不例外。

只有在思想上获得了启发，艺术上才能在歧路丛生的观念丛林中探索出一条活路。从人性到神性的涅槃，是大师之路。艺术大师之笔应以人类之爱为汁墨，我一直认为对生命精神的表达才是人类艺术最核心、最崇高的哲学境界。

我敬佩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的深厚的人文关怀，即他对自由、民主、科学和社会公正一以贯之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全人类未来的担当精神。艺术家要勤思考，思考是思想的起源，但思考并不等于思想。现今之人，多是有学术专业技能而乏深刻思想的，各种学术性论文及专著不少，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有人能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做出有前瞻性与洞察力的思想性贡献。杰出的艺术家于艺术思想的探险是其必由之路。新颖的技法和娴熟的笔墨运用仅属于思考的范畴，这对一个名画家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思想创新与想象力，同时又能做到笔随心动，意在笔前。而且，真正的大家、大师必定是从“技匠”升华至“问道”。所以，我不认同只讲笔墨技术和观念实验，却没有社会和文化批判维度的艺术理念。绘画创作如果匮缺文化内涵与精神思想层面的提升，笔墨技术再讲究，在对人类思维的知性贡献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艺术与审美的人生密切相关，艺术家之所以高于一般艺师、技匠型画家，正是由于艺术家是以思想和精神进入到某个层面，并用创造性的艺术视觉语言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知觉与意识，为艺者必先思，画家无文则庸。在一位艺术大师的价值信念中，必定有着强大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撑。艺术家是人类认知途上的永不停歇的行者，骨血之中承载着用知识与学养淬炼出的追求真理、文明的精神，还有批判时代和引领文化的改革创新精神。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知言”又是社会性存在中辨别明理的良知表达与道义担当。而文化总是指向精神之存在，否则文明就难以在文化中不断生长。人文精神是从更高的视角悲悯人类的命运，寻求生命所具有的伦理价值，是一种在真正理解人的生命意义后所产生的感觉。在这种感觉里产生的和人的尊严连在一起的铮铮作响的审美旋律，构成了人文艺术的伟大诗篇。这也是中国文艺复兴到来前必将出现的先声！

站立在艺术峰峦之巅的当然是如尼采所讲的“艺术家—哲学家”类型。十九世纪关于人类艺术的评价标准，已有了这样的共识：一是对人类生活状态感知的深度与广度；二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情怀体验的深度与广度；三是对人类艺术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今天，艺术家们无论醒与非醒都看到了艺术界人性的荒漠。没错，艺术创作是个人化的创造活动，但艺术大师的个人化应该由一个博大的胸襟所承载，因为那是灵魂的事业，是在对一个遥远的承诺服着现实的精神苦役，是对自己信仰的终极守望。真正的大师是求道者而非求利者，他们本该伫立在净界与上界之间，但执迷的人性与高扬的神性使他们自愿以戴枷的身心深陷下界，他们关注的是世道，因世道的主体是人道。而艺术的深度与敏锐的人文触觉则来自对生命的终极思考。砥砺前行，在一种艺术使命和精神力学的不断撞击下，他们进行的是燃烧生命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将承载起这个民族的精魂和历史，他们应该成为时代的先知和历史的候鸟，把真善美之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地方。

人在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生命意义追寻的漠视，将导致人的主体性在黑暗的精神真空中消失。一旦失去了对这种意义的追寻，我们和行尸走肉又有何差别？人性是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良善统一的体现，没有信仰的实用主义已经使人质疑人的价值，那是属于人的危机！要警惕社会流俗正在使人格的丑鄙合理化的趋势。当前，人类又一次到了对自己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肆意释放潜藏在人本能深处的兽性和物质贪欲，会让人类奔向地狱之门。人类高贵的包涵着真善美的知识价值、情感价值、品质价值，是防止人类动物劣根性裂变和对人类社会狼性化划界的神圣禁碑！

日与月与，沧桑历变，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人类在经历罪孽与苦难后，必然会产生某种彻悟，成为改正人类自身错误的圭臬。心壁上淅淅沥沥不竭的殷红，鞭策我的画笔总想追随这一圭臬行走，去修葺满目疮痍的精神世界，去增强对生命和文明的加持力。我只要有一双与灵魂相伴同行的赤裸双足，就无惧前路上的遍地荆棘。

在当代，真正的艺术大师对以人道、人性、人权、人本、人学为内涵的“以人为本”的命题，必然有着本能的渴望与追索，有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范畴，在人世间精神枯萎凋残，沉坠于物欲大梦之际，有着一颗早起的心灵，在大孽大爱、大伪大真中，有为正义的努力，有给予尘世的润泽，更有铭刻在精神纪念碑上的刚硬结论。他们不会身居叠翠深山，采霞而食，绝谷饮泉，不食人间烟火。诚如俄国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和石涛所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也如潘天寿指出：“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艺之高下，终在境界。”艺术家只有真诚地关注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理念和人文关怀、文明进程，艺术才能突破世俗政治纠缠与财富理念的围困，并超越这些意识思维而变得更有意义，才能找到艺术的内在质感，并使艺术创作成为一种远远高于自我利益并具有人性和道德意义的伟大事业，在道无常形中求得变从常起的拓展，激发出丰沛的笔墨情怀和写意精神，承担起大变革时代艺术应有的社会担当。

肉体沉重，生命短暂，世人追求世俗荣华，自然可以理解。许多企业家都在仰望财富的高度，这没错。但是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我探索的是财富之上的新维度。艺术是一种生命情感意象，一个艺术家如果沦为权贵和金钱的俘虏，放弃独立的艺术视野与自己良知的意义认定，就难以对这个世界表达独特见解，也难以拿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成果。艺术应有的骄傲与尊严也将随之丧失殆尽。有位自谓富有贵族精神的大企业家曾突然问我，贵族精神是什么？我回答他：真正的贵族精神，不在于你拥有多高的地位和多大的财富，而是从骨子精神里透出的人文修养与善良品性，以及永无止境地汲取文化养分的力量。真正的高贵，在于平等，在于博爱的心胸、慈悲的情怀。

一个追求卓越的艺术家，应该摆脱匠气，内心充满感触，在心灵上超凡见慧，生发并感受美，这种精神素质是艺术技巧所不能替代的。心灵表现力的强弱和意象再创造力是否丰富，直接关系到一个艺术家艺术创作成就的高低。而对抗世俗潮流，挣脱时代局限，突破自身拘囿，永远是大艺术家的课题。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中说：“人有两重性：一是人性，一是兽性。”人的本相并不会因为华丽的衣着和手上的权杖而变得良好，从四脚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的罪恶从来没有停止过，是知识信仰构成的良善对野兽弱肉强食的原始恶性的制约，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代的艺术家们又该如何去找到心灵的滋养，去检查自己的良心？如何认清传统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人性阴暗丑陋的一面，挣脱对权力、金钱、物欲的膜拜和盲从，从而大步走向良知与公义？！

艺术就是要去追求和表达灵性之象形。当你拥有真挚崇高的感情、纯真的灵魂时，才能真正领略超越物质表象的、沁入心魂的精神之美。艺术家如果背弃追求真善美的誓约，就如一个猥琐之徒把灵魂出卖给了恶鬼。

善恶之径会在每一个人心中穿过。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制造仇恨的人会淡漠于同情、爱和怜悯，趋向阴暗狞厉。艺术家就是要活在一种精神的理想中去开掘良知的源泉，哪怕前面是深水黑潭。我不回避思想观点的正面交锋，但对那些不敢站到阳光底下说话的人，我只能宽容和可怜他们。

石涛说得对：“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画家画到最后，特别是朝大家、大师级这样的阶层迈进时，他们与其他画家的区别不再仅仅是笔墨技法的优劣，更和官位权势的大小无关，而是文化精神、思想哲理的深浅以及艺术天赋的多寡之分。为此，尽管荆棘丛生，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艺术大师们的思维路径，都不可能去回避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关于真理与自由的思考，关于人生与艺术的思考。否则，就无法聚天籁、地籁和人籁之灵气，大化于神，玄览宇宙万象之大美。

托尔斯泰说过一段话：“黑格尔支持这样的看法，即真正的美，必然包括了哲学、宗教及生命本身。”什么才能催生出被后人追慕的真正的艺术巨匠？不可缺少的是高贵的宗教情怀、深邃的哲学思辨和厚实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大孤独、大苦闷、大激情。历史在认定一个真正的大画家、艺术大师的历史地位时，最重要的是他对人文主义精神价值观的坚持和张扬，是他对人类文化变革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具有极高人文思想价值的美术作品不仅是伟大的，更是永恒的。反之，离开了这个坐标高度，都是些沽名钓誉的炒作。

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胸中没有上下千古之思，腕下何来纵横万里之势。目光不能穿越几百年，焉能成为大家大师。我认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向前发展离不开这16个字：中华元素、八面来风、文化创新、精神重建。

王国维曾提倡“学无古今中外”。西方的一些哲学精神、民主意识、逻辑思维、自由理念、科学精神、宗教精神，也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西方及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的引入与传统绘画体系的现实碰撞，影响着中国画家们的审美意识。所以我主张艺术上当以 “文明交汇”取代“文明交锋”。尽管传统笔情墨趣作为一种群体性艺术取向制约着不少画家的探索，尽管诽言疑议，危机四伏，但我不能死守规范。我心中的风暴驱使我必须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并且还要带着追问，带着质疑和悲悯，去自由地抒写生命的精彩篇章。

人生的追求过程犹如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在金字塔的底部，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看来是分离的，距离很远，然而在攀登前进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人们却会发现在金字塔的顶端，科学、艺术、宗教、政治这四个是相通的，是四位一体的。唯此，才能在美学高度上为艺术意义的生成奠基。

艺术，乃形上之道法，没有创意就没有生命。领悟就是在观照超越自己的东西，从低维世界走向高维时空的一段途程。艺术创作中要有超越瓶颈的意念与美的思考，要有一种处于绝地的顽强突围的精神。作为艺术家，不能一味要求让新的体验符合我们旧的观念，也要让新的体验去扩充我们以往的观念。如果我们能不断扩充我们的观念，那么，我们欣赏的美也将成倍地增加。

我认为当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所书“难得糊涂”，其实并非表达一种消极颓废的心态，实则是表达了对当时官场腐败、艺术保守状态的一种嘲讽和蔑视，一种清流自在、决不同流合污的艺术精神。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能失去对人类精神和道德遗产的渴望，要坚定支持和创造人性中有价值的东西。

在欧洲，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首先在思想领域和学理层面，对皇权独裁与宗教专制的谬误提出质疑和进行人文反思，带动人类进入文明新纪元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无法出现。十九世纪，俄罗斯如果没有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小批作家、哲学家，面对精神被奴役受创的大地，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奋起言说，砥砺激发了一场自由民主、正义开放、倡导以高尚精神为灵魂的文化运动，那么整个俄罗斯精神早就沉入黑暗的沼泽；如果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舍斯托夫等在梦魇般黢黑的日子里，守住了自己的俄罗斯良心，那么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天空也不会如此明亮。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启蒙、理性、科学是人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在本质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精神重建的过程。中国近代从1840年以来，社会的每一分进步，艺术创新的每一点突破，都离不开“启蒙、理性、科学”这六个字对意识禁锢的强烈冲击。充满活力的社会精英们怎么可能去维护一种连自己都在怀疑的、教条僵化的陈旧思维，并以此去作为人生与社会指南呢？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深刻的反思，批判现实，警告危机，富有忧患意识，是思想者显著的言论特点。一个社会如果连批判精神都瘫痪了，说明这个社会机体的健康出了大问题。没有批判性哪里会有真正的建设性？人们要开始警惕：一个民族的思想与文化意识是否正在整体性堕落？我重申：思想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自由。

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惰性和夜郎自大式的国粹时髦，是艺术创新和文化发展的精神障碍。秉天地之精华而创生的中华文化，要敢于和今日处于制高点的西方文明洪波共涌，以人类意志与生命意义激荡起万顷碧波，为整个时代孕育出最鲜活的血液，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超越历史想象的浩瀚活力。我们不能以中西为沟壑，以古今为壁垒，而应海纳百川，要为融汇古今中西文化积极践行。二十一世纪新人文主义精神提倡多元文化互补，这是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文化自信和基本格局，以及应需呈现的大变革、大跨越、大气象，这也是中华民族宽阔的民族主义之思想体现。道沿圣以垂艺，圣因艺而明道。只有这些以生命燃烧着审美激情，以无畏的探索意志去扩展艺术疆域和人文意义的精英群体，才能真正拉开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时代之幕而耀照历史苍穹！有抱负的中国艺术家们：人的心需要经过信念之火的焚烧，才能避免虚无宿命和物欲麻痹的黑暗吞噬，而所有精神内涵丰饶的真善美的献祭者，都会被历史雷电刻下流光溢彩的碑迹。一个属于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充满创造活力的时代已经来临，你们听到命运的呼唤了吗？

毫无生气的、程序型的绘画已与真实生活没有共同之处。花鸟画要表现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画家本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精神，这也是大画家与巧画匠的根本区别。歌德说得好：“内容人人看得见，含义只有有心人得之。”

艺术探索追求的精进，需要不为流俗所动的独立精神，需要康有为所谓“务在逆乎常纬”的气魄。思想的浅薄落后及精神的世俗虚伪是导致中国画坛人品、画品平庸化的主要原因。一个艺术家能否在艺术史中留有痕迹，除了要有精湛的艺术技能外，重要的一点是看其作品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再者，我笔归我有，艺术离不开创造，让泉涌的审美想象伴随着燃烧的激情，把主体情思灌注到艺术作品中，展现人文风骨与时代情怀。只有传统中国画作很好阐释现代思想的经典性作品，才能闪耀在美术史册上。

柏拉图说：“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的生命是由心灵（思想）和本能共同构成。所以，当思想凋残了，灵魂亦黯然。这也是造成当代精神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天道长远，行路渺渺，对高贵生命哲学的重塑，已成为艺术大家、艺术大师们应当有的自觉责任。

在人性异化、良知缺位、诚信沦丧的实利社会，在人生必死与个体性存在有限的无奈下，此身不向今生渡，魂归何处解迷津？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尽在时空中运行，然人是无法单凭辛劳来度测生命的。要用内在的精神信仰和心灵来感悟真善美，才能跳出肉身沉沦的卑污之渊，使灵魂趋升向往精神层面的永恒。

美是心灵沉醉于高贵情感的状态。真正伟大的艺术本来就不是宫廷、权贵、富商们发现的，而是产生于艺术创作者究诘生命意识、理想主义、求真之本、人性愿景的历练过程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只有在获得蔑视王冠与财富那样的心灵自由后，美才能真正呈现。而艺术则是感应美的一种语言形式。因此，一切急功近利应景式的、假大空的作品，即使题材很大，画面复杂，有时还很符合政治利益与实用主义的需要，就算吹捧声震耳欲聋，但毕竟缺乏艺术内在的生命力。

“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这句哲学箴言是康德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论点。从美学意义上来说，审美，不是集体主义的颂赞程序，它让人的精神在人文世界里徜徉，是自由思想所开放出来的精神之花，关系着生命本身的修为。

画者要感悟画道与天道、人道之内在融通，勇敢探索艺术语言的表现方式。在苦练技法的同时，更要加深在文、史、哲、时、政、艺方面的修养，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作品。

眼前的许多乱况，使我不觉想起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一段话：“今中国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养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犹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辈之手，昭昭然也。”由于没有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支撑，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难以磊落耿介，加之信仰塌陷，滋衍权力腐败、知识堕落、道德沦丧、思想狭隘等问题，弊病丛生。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尽管有时我会很懦弱，但仍希望漫天野火将我燃烧成一块硬铁，掷在大地上，也能发出铿然声响！苦胆忧世，孤望晨曦，风尘、云尘、红尘，时弊、世弊、史弊，犹有万千雷电袭来，一任诚透纸背，淅淅沥沥，倾情以恤。不诱于誉，不恐于诽，自辟一方境界，营造独立，锲而不舍，写我心画。

陆游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真正的艺术家还应该是人类现实生命意义的关注者和创造者，是社会转型期的敏锐观察者、感受者，在人类历史演进、文明进步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以超前的意识思考人生、探索人性。卓越的画家区别于着重手艺的画匠，是因为他们具有以人文精神为根基的艺术观念，具有直面现代文明矛盾的前沿思想，不是提供社会流行的东西，而是对社会的问题提出质疑和反思。我鼓励艺术家要走出书斋画室，走出象牙塔，走向广大的天地自由地感受世纪的风雨雷鸣，去省察历史流迹的记忆文本，用画笔去刻写思想、生命与艺术的奇迹，因为那是一切艺术创作无比深邃的源泉，无限广袤的背景。

艺术家是醒着做梦的人。精神的抽离与人文的失落必将导致艺术的平庸与恶俗化。作为一个社会心灵的思考者，艺术家必须深思，像一个行走在泥泞道路上惶然直行的苦吟诗人，用真诚去触摸灵魂，在风云变幻的天空底下，体证、观察、思考、表达、追问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我同意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总和。”故高尚正义和自由发展是中华文明存在的活力根源。当前，中华民族的艺术发展，十分需要健全思想，完善灵魂；十分需要高尚的文化精神作为人文导航。艺术家追求真善美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精神上的虚无。一个行尸走肉般的灵魂就如一块萎烂的精神枯木，如何去追求艺术与生命的意义？一位艺术大家必须从精神性上去找到对接这个时代的出口。只有保持对高尚文化精神源源不绝的热情，并反省自己人格与精神上的欠缺，艺术家们才能有自我拯救的机遇而脱离庸俗。中国美术界要出大家、大师，首先务必重建起高尚的道德精神的标杆。否则，讲得严厉一点，什么“中国画的伟大复兴”“中国画的大国风范”，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桅杆已遥遥在目”等等口号，都不着边际且没有任何意义，更遑论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与高贵品格！

多元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资源有益于艺术创作的繁盛，但艺术家更要为艺术创作的文化价值负责。我们不能遗忘：良知是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永远的呼唤，是艺术实践中永远的启明星。真正的艺术家是悲悯的，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一份同情。要坚守艺术的道德底线、正义的边界，并始终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艺术创作的一种最高境界是表现悲剧性之美感，是一个画家自己的生命、灵魂、良知对真、善、美最真诚的献祭！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传统，新石器时期就有艺技不错的玉器纹样和彩陶纹样，商周青铜器则有美妙的装饰纹样图案画。到战国时期的漆画及《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等，已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卷轴画从卫协、顾恺之起更是精品满目。晋唐时期，以“丹青”命名绘画，色彩在绘画中本来就是最活跃的元素，而“水墨”的概念只是宋以降的事。《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哲学思想。几千年来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骄傲，我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眷爱，当然不会忽略传统。可对今天的我来说，为了前行，我很欣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一句话“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发扬传统文化和吸收先进文明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我们要的是创造性的整合与发展。在绘画上，我们正面临两个经纬性问题，那就是古今之变和中西交汇。我们要警惕那种以标榜粗鄙的传统皮囊为荣的行为，和以师承翻版、程序复制式国画来满足虚荣心的肤浅行为。艺术必须有创造性思维，创新也是美术史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我们需要一种在强大传统规范中能奋力挣脱枷锁并向外冲的张力，艺术创新必须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

艺术上，只有创造性思维才有未来，没有创造能力的人，不管眼前的社会地位多显赫，吹捧者的陈词滥调多闹猛，都将被艺术史所淘汰。艺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说明，死守陈旧戒律的人，多是在艺术史上无所作为的平庸之徒！必须认清，文化自信和偏激的自恋、自我封闭完全是两回事。思维方式老化，不以创造为目的而单纯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是艺术创作的一大歧路。昨天的创新已成为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新将成为明天的传统。传统的审美理想、创作理念在新的世纪必将受到新的审美情状、审美心理、审美创造的挑战。头脑僵化，保守颟顸，把技术当艺术，是艺术创作的无望之路。中国美术界十分需要一种独立创新的文化习性。当大众仍以旧思维来看待传统艺术发展时，我需要登上一个新的高度，期待一片新的视野。

我们虽然置身于信息时代，但奇怪的是，谎言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并且成为许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走在时代前端、开风气之先的画家，要敢于挥动思想之笔，去抵抗猛冲过来的世俗之狮，去对垒鱼目混珠的吆喝、封建倒退的鼓噪、习惯的惰性、利益当先的短视。画家的生命是以具有人格精神的作品为标志的，一个画家是否具备生命的广度和灵魂的深度，决定着这个画家画品的高低。

每个人终将独自面对生与死的重大主题，不管是没有尽头的阴森凄凉，还是永恒的自由，我都愿以身相殉，为中华艺术人文精神的飙扬汇流涌潮，以响天彻地的呼啸呐喊，去冲刷人性中的精神荒原！

艺术之魂由自己拥有，而名誉却只为世人形成。我追求着一种高于物欲的生活方式，在属于精神意境的艺术哲理中，享受独自拥有的辽阔与苦乐。人的生命潜藏着的人性与兽性进行着恒久搏斗。这正由于人是意境性的精神信仰、道德信念、审美激情的精神存在，才成为高于万物的、蕴含高贵感和人格之美的灵性生命体，伟大的艺术也是高贵生命哲学驯化人类生命中兽性本能之后的诗性展现。

崇高的艺术决不能成为经济和权势的奴仆。如果人的生存，只是为了权位和金钱，缺乏对高尚精神和高尚文化的追求，缺乏博爱、信仰、互助和自律，大家都不去服从美与爱的准则，我们人类的性格只会变得更加阴暗、暴戾，人与人之间就会增加更多的可怕欺诈，世间也必然会产生更多的罪恶。所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给人以思考的力量。

想想德兰修女去世时，她全部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相比之下，我目前拥有的物质财富已经很多了。有一天，我如果因为拥有过分的金钱而死去，耻辱将会使我的灵魂永远无法得到安宁。

一位属于中华民族的艺术大家必定能在不同势态的生命的过程里，以人格的自我期许，裂破古今，独行天下，不去依附于某种外在的力量或权势，在精神孤旅中为自己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在对自然的表现中思索人类精神的奥义，以更宽阔的文化视角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家国历史进行省视；更能以泰然的平常心态去应对现实中的种种艰难与利好，包括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沉寂黯然。自己的艺术创作，也绝不可能成为政治权贵的布景和市场买卖的附庸品。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灵心善感之徒，再天才的艺术家也是时代之子，无法不受时代风云的影响，更需听从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国绘画正处在创新与发展的节点上，可是中国美术界整体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上显得贫乏或平庸，蹉跎中甚至丢失了思想和哲学，被恶俗的文化侵蚀，这方面亟待改善和加强。思想决定行动，格局决定结局。艺术家在艺术观点上有各种看法、有水平的阐述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坏事。我认为有度地吸收其他画种，包括西方艺术的一些长处，都无可指摘，但不能只局限在以“术”求“术”和以“形”求“形”的狭隘思维中，而要批判性地利用他人的优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之上的一种智慧性“壮大自我”的有益吸纳。对艺术可以有偏爱，但不宜有偏见，任何错谬、自虐逻辑都有碍艺术的进步，任何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只要是正道、正能量的，不同艺术形式都可以自由发展。

这个年代，社会往往被一种非人性的期待价值所遮蔽。“大惑易性”，丑恶的可怕之处在于，社会精英们愿意与自己心里都知道的丑恶粘连，并任其埋没良善。我很担忧，强梁如果成了公理，不仅会摧毁法律，而且还会摧毁道德人伦。当权力异化、价值混乱、信仰真空演变为社会的内在危机，当良知与正义沦为一种孤立的痛苦，其后果是极为可怕的。思想再柔弱，却始终指向存在、指向精神、指向灵魂。在物质占有人性的生活方式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的社会，中国艺术界里作为人文翘楚的一群人，更要为思而在，远离聒噪的文化超市，敢于看穿貌似主流正统实为权力异化后形成的不良文化环境。我们要穿越现实与精神的迷宫，贯通智识与性灵，在错综复杂的乱象中分离出能代表人类正确文化方向的现实状态。我们从聪明头脑运作的高级生存者，趋升为心灵指向的、智慧的诗意存在者，并以面向整个人类优秀文化的对应姿态，在艰难中去重建遭劫和被毁的精神家园。尽管跌宕崎岖，却也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

权力有丧失的时候，金钱有散尽的时候，鲜花有凋零的时候，生命有结束的时候，时光一去不复返，真正的艺术家将凭借他们杰出的艺术超越时代。当我的灵魂驾鹤远去，这具凡胎肉躯也将被送到火葬场化作一缕青烟，如果我能享受这种一生走到尽头极致的无憾，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毋庸置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位中国艺术家如果仍然缺乏对人类自由精神的认识，对生命的意义没有坚定的信念，无灵魂，无独立人格，自私冷漠，唯利唯我，老于世故，为自己思想精神画出的是一条向下的曲线，不知公共关怀的意识为何物，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立场和人文情怀，没有艺术家的人格气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创造和传承精神财富的人。他的艺术生命的整体状态就会不自觉地僵硬起来，虽然拥有极高的艺术禀赋，也称不上、成不了艺术大师，顶级的也只能算得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老师傅。

一些朋友看到我2005年以后创作的梅花、紫藤、枇杷、飞鸟等画中物象，总觉得有些怪怪的。我是有意识地与传统中国花鸟画的笔墨拉开一些距离，同时加入了西画中色彩、几何图式方面的效果。更主要的是，我画的梅花、紫藤、飞鸟等，已不再是对现实中物体本身的再现，揭示及获得的是视觉形象的第三者，或是我与所描绘物体两者意象的结合，或是我与此物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展现。那是一种心灵感应方面的契合，创作时的某一瞬间，甚至会感到自己的灵魂出窍，进入了奇妙的空间中。虽然稍纵即逝，但那一种无比自由舒畅的精神快感，令手中之笔任意挥洒。

艺术之所以存在，绘画的视觉效果之所以感动人心，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其有着内在的精神机制的支撑。大艺术家应该是艺术思想的探险家，还时时有意识冒险的冲动，而不是光听政治家们告诉自己已重复千遍的陈旧的论断。一个没有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家、伟大艺术家的国度，一定不会有伟大的政治家。

任何一种文艺思想及美术理论，艺术家们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思想启示，能借鉴，可质疑，须发展。必须指出，伟大的艺术不可能是某种政治功利手段之下一元化的列队集合体。我赞赏中国美术界一些人对振兴现实主义艺术所付出的努力，但也要提醒他们——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盛行的写实主义潮流，并不是中国绘画艺术与人类艺术唯一的思想资源，要尊重多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和发展。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流血牺牲，我每次读到蔡文姬“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及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对那些战争狂徒，那些用阴谋屠杀来掠夺权力，还额外向世界和历史索取名誉的政治人物，产生不出丝毫的敬意。那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精神美学啊！我们要坚持以二十一世纪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以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思维，使传统文化在理性反思中继承和超越发展。今天的有志气的艺术家们，十分需要拿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和勇气，坦然直面已走出的那一片淤积了千年的封建泥沼！

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中国历史上传统画界舞文弄墨的“士”，实际上大多依附封建君主并以“入仕”为人生目标。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的“士”终究不多，也并非是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和社会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毕竟，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每一个有志成为二十一世纪艺术大师的中国画家，都有必要去鉴视一下汗牛充栋的正史，去深层次地思索一些问题。一种专制制度能长期存在发展，难道和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对历史进程产生阻碍的负面因素没有关系吗？所以，一切有责任的大艺术家都应该冷峻地逼问自己：什么才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使命和责任又该在何处落实？

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有毒，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艺术无罪。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艺术的辉煌，无一不是在对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桎梏的勇敢突破中创造，并挣脱被皇权加冕的封建儒学束缚，在精神自由中璀璨绽放。李白、杜甫、张旭、怀素、苏东坡、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承恩、唐伯虎、徐渭、朱耷、石涛、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等，哪一个不是在心灵自由的海天之间，在急骤的暴风中，大鹏展翅，万斛泉源，书写出流传千古的文化艺术之瑰宝。

文明是人存在的必须形式，人类要时刻警惕自身那种与生俱来的原始人性里丑陋与凶残的兽性基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健全的人类理性。艺术家决不能为暴力崇拜披上道义的盛装。恨比爱有更原始的快感，但仇恨产生于绝望，而爱则产生于希望。我蔑视那些毫不踌躇地使用暴力的人。

坐看星云，独钓银河，是真名士，自风流。艺术家要看得淡外界的评价，要领悟艺术的自信力，须从心中求，不可身外执，要把自己的浪漫与孤绝镶嵌在艺术作品里。

缺乏人文精神的画家，只能归类为手艺匠人。绘画当以“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对一个中国画家来说，笔墨关书法，文化蕴内涵，创新是出路，良知成品格，哲理升气韵，缺一不可！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是值得骄傲的。但一个当代中国画家，如果一味迷恋前资本主义小生产基础上的宗法社会的艺术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主动的批判与反省，缺乏自觉的革新，那么，这种骄傲也可能成为保守的负累。笔墨当随时代，如果坐井观天，食古不化，抱残守缺，中国画将死矣！

我与一些人的最大分歧是：我们究竟该继承什么样的传统？该继承什么样的文化？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特别高涨的人总是拍着胸脯高叫：“越是民族的，才越具世界性。”这话不错，但不全面。我要补充的是：越具世界性，才是民族越优秀的。不然，像太监阉人、女子缠足这些我们民族独有的东西，也有什么世界性吗？不要看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没有了，但在不少人心中，这根封建尾巴仍然结结实实地长着呢！

人在和现实生活的拉扯推搡中，难免会碰到社会中的腐朽与黑暗，但我会努力保持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的底线，不阿谀恶，更不同流合污。当善遭受非议及责难时，我会表达我的同情。我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艺术观点：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为艺术良知。它不仅是中国美学格调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灵魂！艺术家所追求的真善美，并不是纸上写写的道德审美语言，也不是嘴上说说的忽悠辞藻，而是现实生存环境里感受到的东西。在当前的中国画坛，一个画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是否具有人文情怀的支撑，是否具有人类普遍正面价值观的精神取向，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先秦诸子以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为基础的百花齐放的自由精神，是中国文人画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砥柱。生命深处奔涌着画家情感波澜的、与封建专制文化不断博弈的、在反皇权精神奴化中成长起来的真正文人画，是传统绘画艺术的最高代表，非人格高洁、学养深厚者不足知乎此道。再者，物质世界是运动的，思维反映存在，所以思维也应当是不断变化的，与时俱进。这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相对地看，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宋代都比欧洲进步。唐宋时期的绘画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在精神上是能够对接的，有相通而互感的共同律则，因为两个时期的画家对于物象的刻画中都带有一种很强烈的人文主义的内涵与特征。艺术并不是远离于社会的一处独立的世外桃源，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跌宕和波澜中，真正有“骨傲寒霜”之气的文人画日渐式微，多半是画家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被不断人为凌轹摧残所致。

人类的存在具有三个层次：躯体、心理与精神，而精神层次是最高的。如果没有了高尚文化和高尚精神，人类将会堕落到禽兽不如的境地并走向自我毁灭。

优秀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优秀的文化一定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而任何文化钳制都是艺术创作的天敌。

在我们中国，一个艺术家如果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对社会的深层观察，逃避自己良心对道义的承担，或者完全抛开当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善恶是非问题、精神追问问题等等，就等于丧失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核心。纵然画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画家声名鼎沸，无论有怎样的力量影响和混淆着人们对中国画的价值评判，误导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最终的历史结论都必然是几株枯树临秋风，颓势难挽，掂量起来，误导者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

艺术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人类自我升华之旅的开始。杰出的绘画作品中，蕴含的不是一片落叶的颓废，亦非一朵白云的清高，而是将艺术的本质与人的精神联系起来，深耕易耨，凭借娴熟精辟的笔触运用，显示出对色墨技巧的熟练掌握，随心所欲地使得充满表现力的景观被放大到极致。崇高的灵魂，伟大的人格，精美的艺术，是人类心灵深处最珍贵的遗产。因而，真正的艺术大家、艺术大师，往往是时代的敲钟人，他们的作品常常成为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在现实生活中，画者不能有过多功利化的世俗预期，一个艺术家要有精神信仰，要保留精神生活的精髓，不要让自己过深地陷入世俗的泥淖。当代，没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中国绘画创作，从艺术史角度视之，毫无意义和价值。

悲剧的意义在于对灾难的精神反抗。裸露中国文化的历史伤痕，是为了重建精神的家园。对

一个艺术家来说，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也是一笔特殊的财富。

一个艺术家无论拥有多大的名气、地位和财富，如果缺乏独立精神，缺乏个性自由，陷于虚假媚俗，就必定导致艺术上的浅薄。作为人类生命自身真相的告白，一直以来，我对那些能够穿透人类生活苦难的艺术作品心存敬意！

当艺术不再是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制的画作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演练技法的习作，无法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

在一个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永远会有利益冲突。作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艺术家，我有一种对生存自然的异想天开，我认为在因文化、信仰、利益及思想观念等立场和标准不同而产生的争执之上，还有更高位阶的境界，那就是人道和慈悲！

一个当代的中国画大家，有责任对中国艺术精神，乃至人类文化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唯美之路与哲思之路穿行者的角色，以他们非凡的艺术思想、艺术才能、人生智慧和高贵品格去影响和引领他们的时代文化。

在这个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如果不去努力夯实自己的知识与信仰思辨基础，不能以风骨盈健为魂，不能以正气大象为格，不能挣脱旧传统、官僚化的束缚，不能跳出小圈子的做派，没有深重的人性体悟，没有直抒心灵的勇气，没有深刻的思想求索，没有对美的价值、艺术精神的坚守，仅仅只注重追求形式而忽略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受，甚至向世俗力量献媚，和乐感文化合流，被那种遁世、出世、享乐、虚伪、消费主义的创作观牵引，以功利和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对待绘画（绘画在不少人眼中其实只是一门赚钱的手艺，故涂着文化脂粉游走江湖者何其多也），那必定会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是画不出具有独特风貌的艺术杰作的，也绝不可能尺幅千里，佳品传世。这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的民族，要求自己的艺术大家、艺术大师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理解人生，理解艺术。

作画切忌庸俗的、缺乏个性的写实主义。我个人体会，看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特别是中国画，除了精奇的布局、严谨的结构、新的画面美感和笔墨技巧效果以外，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在作品中折射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审视。真正的绘画要有“心灵”，要有感受，要有感情，要表达。这样的作品才真正经得起“品”，才是真正的“宝中之宝”。

《资治通鉴》中提到：“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为恶者，恶亦无不致矣。”我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的现实轨迹告诉我，自我表现并不等同于内心世界真善美情感的发掘，仅仅强调艺术的形式美和写意精神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以丰沛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纳粹德国女导演莱芬史达一系列彰显纳粹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使人们提高了对于艺术家自身人性之恶方面的警觉。因而，良知应该是所有艺术家心灵秩序中的先验结构。缺乏这个基点，任何艺术理念只是营垒意义上功能性的构筑，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情怀与心灵律动，在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烙印下，很容易产生美学上的歧义。

士林风气丕变，人们变得自私、冷漠、麻木、贪婪、无耻、暴戾、粗鄙等等，着实令人忧虑。“知所矜式”可在？艺魂可在？戚戚焉！必须要指出，心地丑陋阴暗的人，行事计谋用尽，艺术上也终难成大器。

那些始终坚持对良知、正义、人道、博爱、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这些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认同，体现、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笔酣墨饱、凝练苍劲、生气郁勃的诗章般的作品，犹如沙土中的金子，将被我们的后代所珍视。而一切甜俗媚世、投机取巧、恭颂争宠、精神苍白、没有创造力量的作品都将在岁月的灰尘中速朽。这类画家也好像是寄生在江边的一堆泡沫浮萍，很快就会被时间的流水冲得杳无踪影。

中国绘画上千年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造型概念及程序，每个画家都有他自己的审美范畴和人生局限，要有所突破谈何容易，成就的高低要看他们自己的颖悟造化。我记得雨果说过：“衡量伟大的唯一尺度是他的精神发展和道德水平。”贫瘠的思想之地永远长不出伟大的艺术之果。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要给年轻的画家朋友们一个忠告：一个新时代的杰出的中国画家，必定是对社会发展极为认真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必定是社会良知方阵中坚定的一员。文化艺术的最高天职之一就是培养人类高贵的、包含着真善美的文化品格。因而，画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仅仅娴熟于骨法用笔、皴擦点染、肌理效果、线条运行、墨分五色、取象造境及平、留、圆、重、变等技巧，顶多也只能成为一个高明的画匠。艺术的不朽，在于其内在的生命力。没有内蕴深邃的文化哲理、思想精神，不能满怀善良、纯真和悲悯，不重视画品和人格的修炼，艺术境界是不会高的，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名家大师的。

世界级雕塑大师罗丹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在艺术中，只有具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我个人理解，所谓性格，就是指艺术家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充满个性的灵魂、感情和思想。至于艺术技巧，也只有在人生情感与人生哲理的强烈驱动下，才能原创出让观众感到心灵震撼的好作品。有一个看法我要直说，但也会得罪一些美术界朋友：在中国，在目前这个金钱力量崛起而导致许多画家精神平庸的社会发展阶段，艺术创作不应甜俗地去讨好一般人。一个有抱负的、想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重要位置的艺术家，更要去追求中国水墨画之高品位的发展。红尘浪里，孤峰顶上，画家们如果做不到独步百年的孤寂，至少也应该做一个中隐于市的庭院名士，而决不能去做名利场上的角斗士，成为缧绁之徒。

我在和广东《南方都市报》的艺术对话中，曾表示过，一个优秀画家必须具备一种反叛精神。我当时想表达的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而言，优秀的画家要有笔墨创新的勇气。中国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博大精深，这是每一个中国画家都引以为骄傲、无可置辩的事。但我认为艺术贵在创新，如果今天的画家们口头上高叫着“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只沾沾自喜地承袭着传统文化而不敢开创一代画风，甚至深深陷足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绘画里，就会在中国画坛助长起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就会缺乏一种主动、积极的批判精神。如果对历史缺乏反省意识，就会丧失一种自觉的革新精神。试想对旧的一套顶礼膜拜，不敢大胆改革，那么这种让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演化成一种保守的精神刑具。

我在几十年的生命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可痛苦毕竟不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表现在对痛苦的不断超越中。作为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画家，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这样才能使自己登上更高的艺术之峰。因此，我不会在自己作品中自叹自怨，即使面对世俗暮霭中的苍凉景象，我也要让它们充满力量，我愿意做人生本质中美与善的证人！

西方人文主义与东方人文精神原本就有相通之处。凡·高有一句话令我永远铭记：“我感觉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去爱世人更具艺术性。”我愿追随前贤，燃烧自己，如同萤火烛光，以微茫之光去照亮世道人心。

艺术是生命的延伸，并非是疏离生命的、人为的手工雕琢。艺术创作不能没有人文情怀，不能失去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艺术绝不是金钱和一次成功的拍卖。

何谓人文精神？何谓以人为本？简单地说，我认为那是以生命价值为基础的，以宽容、人道作为原则，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价值、个体人格尊严的尊重，鼓励社会上每一个公民崇真尚善，以及对自由、民主、法制、平等、博爱、公义与和谐精神这些人类普遍价值的真诚向往和追求。

如果艺术家在自己固定的圈子里兜圈，享受既有的小成功，逢画展来，赶画几张去应市，陶醉于自己又参加了某某大展，就少了份艺术生命的至诚。或自鸣得意自己的画卖出了好价钱，把过多的时间用于官场、商场运作，却不去寻求艺术上的进一步突破提升，这都是没有出息的人所为，我们要坚决拒绝这种看似华丽的平庸！

画贵立品。一个艺术家的尊严只能来自他所拥有的价值理想和对理想的追求。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性情中人，都有迥然出尘、拒斥流俗之心态。作为一个在生存中体验生存意义的艺术家，我无法背对世界。

在艺术创作上，我坚决主张要反映人的生命价值，坚决主张自我个性的解放和强调自我表现力。要敢于离经叛道，突破传统，独创风格，否则，艺术的张力就会萎缩。平庸的作品艺术意义不大，过眼烟云而已。

我一直认为，文明与崇高的道德理念是中华文化精神赖以维系的栋梁。金钱和权势的力量尽管可以蛮横一时，但无法改变一位艺术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嵚崎磊落、视富贵如浮云，能冲破世俗的壁障街垒，义无反顾地去追求理想，精神世界丰富的人。

我不赞成今天的中青年画家们仍似明清朝代的画家那样，东施效颦式地用“先勾勒，后皴擦，再点染”的传统程序，去描绘远古的山水意境，以一种“把玩”的心态去宣扬两耳不闻世事的所谓的“禅意”。我看画坛上有些人也不像历史上那些真正寄情丹青的士人，能心离红尘，肯苦守黄土，终老于田畴。说穿了是今天有些过于精明世故又不思长进的人在故弄玄虚而已，青年人不能去学他们。另外，黄宾虹的积墨、破墨，张大千、刘海粟的彩墨，都不能成为死板的教条。我们在敬佩吴昌硕非凡艺术成就的同时，也要看清他不少用于应酬及谋生的作品中的平庸和俗气。时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意识和观念不能被格式化，必须吞吐百家，不断更新，我们的艺术才有生命力。

一个真正的艺术创造者，绝不是学完一套技巧，便年复一年地画下去就行了，更不能以商业价格的高低来衡量自我。在社会利益冲突明显，社会结构失衡的环境中，价格被炒得很高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当代画坛的真正品质。要成为一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画家，首先必须把人道精神和人文情怀作为自身人格建设的前提。一位对人世间的苦难充满同情和怜悯的艺术家，才是一位道义力量的拥有者。我始终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毕竟是依靠美好的人性去推动的。

如果说没有艺术就没有人类生命的诗意之美，那么，没有人性的苦难就没有艺术。人性的苦难也是伟大艺术的永恒主题。真正的艺术家都敢于直面苦难，并通过艺术的表达，将人性的苦难升华为生命的哲理和情感的史诗，从而让精神价值化。只有拥有承受苦难的能力，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让灵魂攀上一个高度，不是为了俯瞰，而是为了叠加着痛的自省。艺术家的灵魂不仅在作品中，也在他的生活中。

今天的中国画家们十分需要从观念层次上去提升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力，并真实地记录画家特定的生命和思想历程，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会给所经历的时代留下空白。一个没有爱，不懂奉献，缺乏包容的社会，即使遍地高楼大厦，到处灯红酒绿，终究还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社会。视权力和金钱为唯一信仰的人，虽然拥有华厦、美服，但他们的灵魂其实在荒蛮的旷野中无遮无蔽。

对待传统问题，宿醉者的颓唐和循规者的碌碌都不足取。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艺术探索、创新的认识要更进一步：笔墨的死板因袭也会导向陈腐。笔墨应当前行，笔墨更当开创时代！缺乏人文思想理念且千篇一律的绘画作品，无论看上去技法多么熟练，都不具有艺术的长久生命力。甚至，在艺术发展史的皱褶部位，还会被摁在凹地站不直身。只有在继承与反叛、苦寻和妙悟中才能将中国绘画发扬光大。

世间不缺术而甚缺道，技术技巧可在时间里求，道需要在生命的修行中悟。呕心沥血地苦练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白等中国画的笔法、墨法、水法技巧固然十分重要，但上述诸法只有在画家的知识修养、人文内涵、思想哲理、良知正义等文化底蕴深厚的情况下，才能把相对程序化的技巧上的“法”，浑化发挥到一个至高的境界，才能真正展现出属于美学范畴的精神气质与独具魅力的艺术个性。

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秀的艺术，因为哲学，艺术才变得伟大。没有哲思后的生命冲动，就没有伟大的艺术。中国艺术哲学精神的终极指向是人与自然。一个画家要有深度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才能使自己作品产生生命意义，才能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这是当今艺术家们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操守，也是艺术作品的价值坐标。

对艺术来说，没有创意就没有生命。领悟就是在观照超越自己的东西，从低维世界走向高维世界的一段途程。艺术家的师古是为了开今，每个有出息的画家都应该勇敢地去探求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所以我强烈主张中国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应该有革新和多元化的选择。

“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哲学大师普罗泰格拉提出的著名的生命哲学箴言，标志着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根本转变。其提出的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命题，以里程碑的姿态启迪着后人，开辟思想的道路，推动“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观点被人类社会明确认知。自此文明演进而来的人文精神又使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崇高的性质。在这个社会审美能力普遍低下又处于裂变的时代，当代画家要深触混杂交织的社会因素及文化根源的实质内核，以知践行。也只有以进步文化、人文价值和文明精神去总揽全局，并以诗意的想象和美感，日复一日地铭刻人性的力量，才能在人类社会当代文明文化建构的意义上写下不朽的篇章。

任何世俗教条或传统格套都不能规范一颗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追求艺术之心。我们常常从艺术史中看到，天才们总是经历着孤独和苦难的铸炼。真正的艺术大家、艺术大师，不会畏惧舆论的压力，能在严峻中忍受寂寞，也不会随舆论的赞誉而起舞，却会在与时俱进中独行。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有没有影响力，也可以从有没有人反对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看出来，有时，我觉得如果没有反对的声音，就说明其欠缺了一些意义。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得好：“中国既不应奴隶式地服从旧的欧洲文明，也不要完全保守中国的旧文明，非有新文明产生不可。”任何一种进步最初都是由具备超前意识和变革思想的人首先发起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超越历史宿命的精神创造的过程，意味着哲学、史学、法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诸多文化形式的全面崛起。否则，谈不上真正的复兴。

从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来看，唤醒人类自由精神的总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及其创造或激发的伟大思想。崇高的艺术，更是人类灵魂需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像辽阔的旷野里一团耀眼的信仰之光。

艺术家是天生的自由之子，要有“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的气概。对艺术进步的认识取决于对人性和精神自由的认识。没有气象万千的心理，何来万千气象的作品？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基点在于自由的赋予，所以，人思不展，局势不开，只有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剪断各种陈旧教条思想的绳索，这个世界才将充满无穷无尽的动力与活力。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思想照耀时空，时空映衬思想，让我们给思想插上翅膀，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地飞翔！

“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上述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理应是衡量所有真正的艺术大师们的重要经纬，是艺术领域里最优秀的生命个体对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人文课题的自觉担当。因而，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不单是一种激情，更是一种对艺术生命的深刻认识。

现代社会精神的荒芜以及人对命运的不安与焦灼感，使中国艺术界的许多人变得狭窄、僵硬、卑琐、无趣。人文主义道德激情与高尚文化养料的稀缺，让不少人在虚伪和遮蔽中失去了自然和本真，不见了悲悯的情怀、求真的勇气、是非的界线、反省的敏感，更与艺术精神和视觉思想失去了关联。声色犬马只不过是浮生若梦的过客身影，如果如同一群群鱼虾缠挤杂混于浊浆中苟活，价值观的扭曲则如狂风凛冽！时代的痛、文化的痛、个体的痛和情绪的积垢，都是那么刻骨。然而，如卡夫卡所说，“最深的恐惧之处有最深的拯救存在”，一部艺术史其实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发展史。真正践行人文主义理想的艺术家，可以在信仰中立定自己的脚跟，在深渊中成就自己的高度，在迷雾中闪出自己的霞光，意象相即，心驰万仞，天人合一，升扬优秀中华文化的尊严，并去引领和推动文明的进程。李白诗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自己虽然两鬓已霜，但仍奢望在精神守持中，不失赤子之心，为流变的岁月写下表现时代特质的一笔。肩承着中华文化命脉却年过花甲的艺术家们啊！面对西去的落霞，面对浮嚣茫然的世界，不要学庾信《枯树赋》里“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的感叹，不要温和地走进那永远的长夜，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在一种拷问内心的灼烈痛感里，仰望天际线的凌空巡行，为人文、为艺术生命迸发出最后的一份激情！

尽管我清楚自身存在的脆弱，但哪怕我伤痕累累地爬行在啼血洒满、朔风咆哮、凶险潜藏的驿道上，哪怕肤肌下的骨头都被摧裂成了碎片，我仍将心无旁骛、一路歌吟。因为这就是我前世的天命与今生的躬行！或许，冥冥之中我已被命运点中。不然，那沉甸甸的使命感为什么一次次地在反思张力中向我追索而来？

人类如果从物质来论宿命，那么，经过几十年，最多上百年的短暂时空之后，人便湮灭于虚无之中。人类只有在精神的信仰中，才可超越人类的宿命。而体现人类创造意志与高贵文化精神，以及让灵魂闪光和能确认生命意义的艺术，就是永恒心灵范畴上绚丽多姿的信仰载体，长存于人类精神的故乡。

绘画创作，对我来说，是生命历程中的神性牵引。在如梭的短暂时光里，我将用心灵的纯白和庄严，用精神的追问和坚毅的灵魂，跋涉艺术人生的坎坷旅途，不懈前行。

真正优秀的艺术家的内心，必定有强大的人文精神的支撑，以及对真善美的信仰与执念。是此，不管是在旷达的高山之巅的仰天呐喊，还是平静流年里的独家铭刻，真正优秀的艺术家都会是一个历史的在场者，都会对悲悯与担当、仁爱与正义有一份自觉的承载。

丹青苍龙舞，翰墨虎豹吟。执笔河海阔，人间毁誉轻。深夜，我常常喜欢盯着星星的剑簇，看那些锋利的光芒射向苍茫，努力去感受宇宙意识投射的那种缤纷，去聆听浩渺天宇中交响着的和美乐章。我认为艺术家是站在求索精神制高点的人，而寻找艺术的意义则需要丰饶的心灵，需要血泪盈襟的悲悯和关爱，就如同那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将悲悯和关爱洒向苍茫。真正的大艺术家们不会仅仅满足于自身采菊东篱下，濯足清流，醉卧明月，目送归鸿的安稳生活。面对人世间的万种艰难，必然有寂寞的智者、精神的仆人、启蒙的先驱、中华文艺复兴的追梦人，常以忧思烛照，仍能似霜般白，如火般烈，穿越精神的戈壁，以旷古幽怀的感悟，贯通天地境界，思索永恒，问天，问地，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在无穷的精神追问中，生风生雨生雷电，诞生出千古佳作！

（原文刊于2013年4月20日《美术报》、2016年12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编发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