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培德

文化是人的生存符号。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人在文化中的生长，是人能动地在前人所创造的文化中自觉地熏陶自己，并自由地创造自己的过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文化哺育了每一个人；因此，人也不应该辜负辛勤哺育他的文化。然而，人在文化中的生长却并不尽如人意：他生长在文化中，但他却在习惯中仓促地了却了自己的一生，他愧对哺育他成长的文化；他也为文化尽力了，但他却不能自由地创造自己，他成了别人的文化工具；他渴求在文化的创造中自由地驰骋，但“大众”却对他嗤之以鼻，他不幸又被“大众”的习惯所淹没……我们能怨天尤人吗？我们能无怨无悔吗？为此，我们应当在深层次上对我们身边的文化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在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中生长。

一、 文化在传统中的解读 

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造就了人的一种以自在、自发、习惯为基本特征的生存方式，从而也造就了中国既引以自豪，又保守封闭的文化情结。在这块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挣扎，在奋斗，在呐喊！写下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然而，这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篇章却总是深深地打上了自在、自发和习惯的烙印，在情感上，在思想深处，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记。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特征。

自在，就是人潜在的、本能的、尚未开展的一种生存状态；自发，就是人盲目的、被动的、未被认识的一种发展态势。“食色，性也”。人们的生活基本上就依据饮食和传种接代所带来的满足感，乐此不疲地延续下去。儒家的价值观和礼仪规范为这种生活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人的生存和发展基本上就在老祖宗留下的种种习惯中一步步安然地走向他们所期望的未来。 

在日常生活中，鸡鸣而起，日落而息；一日三餐，饥饱难测。男人们或农耕或经商，一年四季为生计奔忙；为的是一家老小能有一碗饱饭，能有几件衣穿。女人们生儿育女，洗衣做饭，期盼着男人劳作而归的身影，期盼着汗水和血水换来的活命钱。如若上天怜悯，风调雨顺，一家人能够平安度日，也就心满意足了。遇上过年过节，或家中，或亲朋好友有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自然要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操办。假如一生中能体体面面完成这几件大事，也就能瞑目而眠了。然而，生活并不总是风平浪静，天灾人祸往往不期而至。年关岁末，得求财神爷保佑年年有余；儿女有病，得求观音菩萨保佑祛病延年；天旱缺水，得求龙王爷保佑普降甘霖……大约人能做的，也就只是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他们自在地生存着，他们自发地奋斗着，一代又一代把这种承续了数千年的习惯奉为传家之宝。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人在这种文化中的生长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能够成才者寥寥。 

直至到了毛泽东时代，伟大领袖要号令人民冲破这日常生活的禁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从而掀起了一场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土改运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公私合营运动，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场接一场，几乎没有间断。于是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讨饭碗和传宗接代的生存方式被一场接一场的革命运动所取代，儒家的伦理规范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信条所取代，财神爷、龙王爷、观世音等也都被请下神台，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这轰轰烈烈的革命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内核——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变革。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经济活动，人们只是凭着对毛泽东的一种朴素的感情，本能地参与到这些所谓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从根本上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系列革命到底有没有必要，到底遵循着怎样的客观规律，而只是盲目地、被动地追赶着这些运动的脚步，甚至在这些运动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时，仍然不能觉悟。 

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地，不管人们的生活表象有多大的变化，封建的小生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自在、自发、习惯，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它并不以统治者的更迭而有所改变，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二、 文化的现代本质 

如前所述，建立在封建小生产基础上的人的生存方式，其基本的特征是自在、自发和习惯。即使在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时间里，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达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特征，反而使这种特征在政治经济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政治经济领域的生产方式（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生产）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小生产的基本模式。那些“革命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正是浓厚的封建残余思想在作怪，新中国反封建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要想彻底彻底铲除封建残余思想的侵害，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铲除产生封建残余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改革开放正是这样一项伟大的创举。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工业、农业和各项新型的服务业从此迈开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步伐。经过几十年自强不息的奋斗，我们已然清楚地看到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正在逐步形成。这种新的变化必然使人的生存方式也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建立在本能和习惯基础上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完全崭新的社会经济的变革。人们呼唤一种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文化的现代本质。自由、自觉、创新就是这种新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哲学的（非政治学的）范畴内，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实践。它是相对于必然的对立和统一，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全面地从人的活动的角度揭示了人的自由的两种形式：认识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他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① 这里，科学地“认识这些规律”，意味着达到了认识的自由；客观地、能动地“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则意味着实践的自由。比如，人在没有认识电的规律的时候，感到很神秘，甚至很恐惧。这时，人是不自由的。当人充分认识了电的规律以后，就能很好地利用电的规律为人类造福，人也就消除了对电的神秘和恐惧。这时，人就是自由的。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很多规律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和实践，所以，人对自由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② 我们应该不断地追求这种自由，并充分体会进行自由劳动的意义—— 一种在自由活动状态下的令人陶醉的美感和享受。社会应该重塑这种认识和实践的自由精神，为个人自由劳动提供有效的服务。

自觉是行为主体能动地认识和正确处理个人行为，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意识和能力。因此，自觉的基本含义在于形成一种主动的、积极的、乐观的公共精神，从而成为社会活动中受人尊重的一分子。例如，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健康意识，坚持锻练身体；孝敬父母，尊重长辈，与同学友好相处；爱护公物，节约资源，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亲近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此外，积极地自觉履行社会契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契约是劳动的派生物。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很好地履行关系双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和各自享有的权利，现代社会以“契约”（合同）的形式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并在有关法律公证的监督下，使劳动任务得到很好的落实。同时，作为一种双方认同的“契约”，无论哪一方作为行为主体，都应负责地履行契约规定的内容。自觉，就表现了主体对履行契约所持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为。事实上，我们每做一件事几乎都会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到商店购物，售货员和顾客之间会建立一种临时的契约关系；到学校读书，学生和教师之间有一种较长期的契约关系；夫妻之间实际上也在婚姻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更长期的契约关系。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在各种契约关系中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履行契约责任。这样，就可以建立一种人人负责的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创新是一种积极适应时代发展，不断向前开拓的意识和活动。它是劳动价值的精髓，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高体现。当今时代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不断创新的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政治经济等活动中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没有创新，国家就没有出路；没有创新，人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占有和创新是背道而驰的，只有不断地抛弃占有，才能不断地进行创新。对物的占有常常使人忘乎所以，然而短暂的兴奋过后却很快会陷入无聊和苦闷；对思想的占有虽然也会换取片刻的“神圣”，但是它却无法阻止人类不断地向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和创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精神就是创新精神；人总是要干一点事业的，干事业就必须创新。如罗素所说，拥有旨在创新而非占有精神的人自有一种特别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所能剥夺的。国家应该为创新培植肥沃的“土壤”，构建良好的环境。

自由、自觉和创新体现着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它们决定着劳动质量的优劣，体现着劳动价值的大小，也是决定一个人对劳动的自我感受性（愉快的还是苦恼的）的根本因素。这种观念作为人的一种文化特质，体现着人的文化品格，成为现代人走向未来的文化基因，从而能造就人的一种完全崭新的生存方式。

三、 教育的神圣使命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我们已在很多领域看到了劳动群众自由、自觉、创新的生存范例：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王选激光汉字照排系统的发明，“神六”、“神七”等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100％中国人基因组图谱的独立完成，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的成功投运等等，都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典范。然而，这种文化现象还远远不是一种普遍化、常态化、经常化的现象。国人的大多数还在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意义上生存。对于自由、自觉、创新的新理念还缺乏自下而上的实践理性活动，还不能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这种新理念的意义、方法和思路。因此，只有当教育率先完成这种生存方式的变革，从而以完全崭新的方式真正介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时，才可能从真正文化的意义上完成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这是在大文化层面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趋势。

人在生存方式上的价值追求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为我们打下了价值追求的基础，一些精英人物的表率作用也给我们树立了学习和借鉴的榜样；但让“星星之火”燃为燎原之势，就必须依靠教育。因为，只有教育才能深入人心，才能使某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现象普遍化、常态化、经常化。那么教育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首先涉及到教育方针的问题，即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我以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当非常明确地把培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者”作为目标，让这个目标成为指导一切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成为人的发展的最终期望。然而，能否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也决非易事。笔者斗胆把它提出来，也算是抛砖引玉，为大家的思考多提供一条思路，仅此而已。

让教育担当起文化变革的重任，这是教育的荣幸，也是教育的神圣使命。但目前教育的现状却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如果不能通过教育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那么这种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失败的教育。我们可以试问：我们的教育自由吗？我们的教育自觉吗？我们的教育有揭竿而起的创新勇气吗？如果我们的教育暂时还不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虽然对于教育上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但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在文化中的生长却始终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从自身做起，循着自由、自觉、创新的理想生长，让这种崭新的文化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就一定会有所成就，也一定会无怨无悔！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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