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剑宏

世界许多地方频繁发生重大地质灾害和气候异常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流血冲突迭出，尽管缺乏确凿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还是发现自己原定的生活轨道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更多的人则发现平静的私人生活也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重要的改变。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发生的是那样突然和残酷，人们甚至没有做好接受这些事实的心理准备。这种状况已经普遍引起了每个人的重视。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在变化面前需要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一个在震荡中逆转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震荡时代将经历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发展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承受这种震荡带来的冲击，接受这种逆转带来的变化。

一、形成震荡时代的根源

1、国际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掌握了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主导权。在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日益凸显的时候，在国际格局中权重最大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小布什执政团队，仍以政治保守主义态度坚持其“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政策，对外以基督教、“人权大于主权”作为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输出工具、在“新帝国论”思想的指导下耗费巨大财力精心编制全球军事网、用直接发动战争的军事手段和“分而治之”的外交手段控制产油国和保持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霸权地位、挑起非西方国家，主要是新崛起国家和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对抗，孽生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军事、环境、地区等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　

一些学者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仍然坚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次危机，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集中体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根本性缺陷。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发酵，引发一连串的政治、经济、军事反应，其影响将是深远的。我同意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先生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未来，历史学家会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那场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接下来80年内的金融版图。同样，现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也会出现经济理论、哲学观的重大转变和机制结构的重大调整”。

2、国内根源。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生产力和文明倒退的年代之后，1978年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实质是通过生产关系革命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此恢复、巩固和发展既有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既定国策，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产生了负面结果——由于这场改革的特点是政治和经济改革不同步，造成了一股执掌公权力的腐败力量利用政治体制的内在缺陷，与资本力量媾和，形成了建立在权贵资本经济基础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人数不多，却掌握了非常庞大的社会资源，集公权力、资本、话语权于一身，并具有自我复制、不断转化、持续蔓延的发展趋势，象癌细胞一样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基础。民营资本家和工、农阶级的合法权利不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侵犯，不能公正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权力的黑恶势力发展，造成了各种利益矛盾的冲突和激化，民众群体性抗争事件呈不断上升态势。　　

二、震荡时代的表现　

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大潮的今天，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内负面势力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必然影响和激化国内矛盾，既得利益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必然呈现上升态势。这是不容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1、震荡时代的总体性特点

毋庸置疑，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质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经济的市场化方向已经是官方和民间的不言自明的共识，并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我们事实上已经迎来了后经济改革时代，并为此承受了改革付出的巨大代价，即阶级和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变化，其中包括权贵资本力量的孽生。　

今后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是更为具体的生产方式、分配制度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制订，而生产关系已经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三十年改革造就的GDP基数，使经济增长率再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已经是越来越艰难的事情。（6）加之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外贸型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结构的缺陷和国内消费水平普遍偏低的状况，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的一些负面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定的阻力。　　

震荡时代的总体性特点是：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逐渐激化。二者成反比的关系。社会矛盾的激化必然造成社会的震荡，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也会使各种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

2、震荡时代的阶段性特点

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面临震荡时代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主要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种不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利益矛盾冲突加剧，民族宗教问题也因此突出。　

中国30多年改革，经济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政治改革长期迟滞不前，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从根本上造成了罔顾民生疾苦、促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杀贫济富”的分配制度之形成，从根本上造成了党政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从而形成公权力机关大面积腐败并引发社会腐败，形成工农阶级的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局面，形成部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不安和埋怨情绪，形成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官民之间的冲撞与矛盾，进而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7)。弱势群体，特别是待业大学生、离退休职工、复转军人、拆迁户、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教师、矿工等群体，以及部分企业降薪、裁员、破产等造成的无最低生活保障的低薪工人和失业工人，因为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受害群体会出现维权、泄愤等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出现罢工、示威、游行等群体性行为。

而地方政府若处理不当，不能有效引导和公正解决上述群体的问题，一味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实施封堵的简单化、粗暴化管制措施，就会造成官民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引发更为恶劣的群体暴力事件，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西藏、新疆等地方，也会因为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引发民族宗教问题。　

第二阶段：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利益诉求的矛盾主体将扩大，出现普遍的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下，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除了外贸出口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外，受国内经济结构的制约，民众消费需求低迷的影响，许多产业会出现大兼并、大组合的局面。许多企业的经营和生存会越来越艰难，特别是缺少政策扶持的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小本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生产资料上涨，消费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将面临日不敷出的破产结局。更多的民营资本家、中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将卷入贫困的行列。　

为刺激经济发展，国家将会出台一系列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放开银行贷款限制，并放开一些项目申请的管制。权贵资本力量在取得这些项目和获得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在不断壮大自身力量的同时，会利用当前困难的经济状况，进行更为明目张胆的圈地、圈钱活动，进一步恶化市场环境，侵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并会利用公权力在司法和行政领域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合法”利益。与民争利的行为将会集中在这个阶段出现，并随之引发大面积的受害群体抗争事件和泄愤事件之发生。　

一部分破产的或濒临破产的民营资产家、中产阶级、个体工商户会加入诉求利益的矛盾主体之中，部分关注公共问题的知识分子和维权民主人士，将会就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的现实状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围绕明确的政治诉求，如人权、民主、宪政、公正、惩治腐败等问题展开的活动，但这些政治活动将会是地区的、小规模的、小群体的、缺乏相互之间联系的、缺少统一共识的和缺乏完备组织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将会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出现，但不会对中共的执政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冲击。　　

第三阶段：国内矛盾集中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成为焦点。　

如果上述两个阶段的表现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治理，第三阶段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后，私营资本家会成为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他们既没有权贵资本攫取利润的罪孽，也没有依靠官方背景发展壮大自己实力的家底，是一个清白的精英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有绝对的权重和享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但在政治上是弱势阶级。他们中虽会有一些人被吸收到人大、政协中，但这股力量能够觉悟到必须有能够真正代表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