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博渊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众多学术明星，他们都在某一方面有所研究，口才又好，能用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介绍我国的传统文化。总体来说，这是好事。不过，我总觉得好像什么地方不大对头。近日翻阅台湾学者兼作家柏杨先生的书，恍然有所悟。

说来惭愧，在柏杨先生生前，我竟然没有读过他的著作，近日找来一本他的《帝王之死》，不读则已，一读就放不下了。令我着迷的还不是他的学识，而是他的气概。它不是伏在古人面前仰头看古人，而是端坐在高堂之上审视古人，真假善恶美丑一目了然。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为何对明星们崇拜不起来的原因。原来，我们的明星缺少了柏杨先生那种高屋建瓴的大视野，以及能穿透历史迷雾的敏锐眼光，而大多只是在继续宣传那些两千多年来说烂了的东西。 

我国历史上有两个大模范，历数千年而不衰。一个是尧，一个是舜。他们被树为后世君主的榜样，核心就是仁义。他们以百姓利益为重，选贤任能，选择贤者做自己的接班人，到时候主动让位，即“禅让”。

这两个典型树立起来以后，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厚古薄今，总认为过去比现在好，要想好，只有回头看。“托古改制”成了几乎所有变法的有力武器，连王安石和康有为都不例外，其结果都是在旧辙里打转。其次是催生了王霸政治学，束缚了人的思想。知识分子们总是规劝皇帝向尧舜学习，老百姓总是盼望出现一个好皇帝，而不能解放思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机制来。知识分子和官僚们满脑子都是尧舜。唐朝杜甫的雄心就是“致君尧舜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贫民，很反感周围臣子拍马屁，斥责他们说，你们朝见也说尧舜，夕见也说尧舜，别说我不是尧舜，就是真尧舜听了也要烦了。他还说，幸好我不是尧舜，如果是尧舜，你们统统都会被杀头流放。

柏杨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尧舜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树立起来的假典型。柏杨是否在那里戏说历史？不是。他是有根据的。尧舜生活的时代比孔子早大约1500年，那时候没有文字，他们的事迹全靠民间口头传播。《论语》和《尚书》等著作中，孔子把尧舜描绘得高大而辉煌，但孔子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如庄子和韩非子等辈也收集了不少民间传说，指出孔子的说法毫无根据，多半是杜撰。只是后来独尊儒术，反对意见被淹没，假典型才流传至今而不衰。韩非子就斥责舜流放亲父，杀害同父异母的弟弟，篡夺岳父的政权，完全是个不仁不义之徒。孔子所说舜如何孝悌，如何忍辱负重，尧如何让贤，也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柏杨根据历史记载，描绘了一幅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场面。舜是一个阴谋家，他极善于伪装，骗得了尧的好感，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并得以到尧的身边协助工作，然后大肆培植亲信，一个个翦灭忠于尧的高级官员，待到尧发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结果在一百多岁的时候被舜支出去“巡守”，死在山东或河南，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病死途中，一说是死于狱中。  

以前，我们只知道鲧是因为治水失败而被尧处死的。柏杨先生考证出来，不是那么回事。鲧和其他三位重臣（后来被称为四凶）是被舜处死的，原因是他们反对舜接班。（我后来翻书，发现有的直接说四凶是被舜处死的，如《汉书·刑法志》）鲧曾对尧说：“不祥哉，何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于是舜以尧的名义杀了鲧。四凶中的另一位是共工，他也反对舜接班，结果，他从现在山西临汾、当时的首都被流放到现在北京一带荒蛮之地，最后丢了脑袋。据柏杨考证，鲧的夏部落势力强大，是从四川迁徙来的，擅长水利。舜杀了鲧以后，不得不任命他的儿子禹接着治水。禹韬光养晦，十分低调，十三年治水，秘密地联络各地反对派，夺了舜的位置，在舜一百岁的时候，将他流放到更为荒蛮的苍梧，今湖南境内。舜还不能带她两个老婆一同前往。舜怎么死的，没有记载，大概是病死的。自然环境恶劣，年纪又大，又没有人照顾，自然只有死路一条。

我相信柏杨先生的论证。据历史学家研究，尧舜时代已经处于原始部落社会的末期，正向奴隶社会过渡，大禹就将位子传给了儿子“启”，而启则开创了夏代。由此看来，尧舜时候不可能有原始共产主义的民主了。至于说到许由坚决不同意接受尧的接班任命，柏杨说是因为害怕，因为那时候舜已经羽翼丰满，这也很有道理。

柏杨先生翻这个案是有目的的。他反对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传统。他说“西洋学术总是向前看的，而中国却恰恰相反”，说孔夫子“没有能力像耶稣一样创造一个全新的前瞻性的理想，却将全部精力放在‘托古改制’上”。在谈到孔子赞扬尧舜“富而不骄，贵而能降”时（富和贵一说，也暴露了当时已经存在阶级分化），柏杨说，“偏偏的，后世君王的表现，使孔丘先生和儒家系统垂头丧气”，富贵之后没有不端架子的，什么“不骄”，什么“能降”，全都落空。对此，我很有同感。陈胜一个泥腿子，称王之后不是也大端其架子吗？以至于他的老乡说他“涉之为王沉沉哉”。一直到现在，有些得了一官半职的人，不是也在一夜之间脸就变了吗？鲁迅说得好：“人一阔，脸就变。”柏杨说：“这是人性的弱点，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才能达到那种境界。”

柏杨先生还说，所谓现代化就是向最现代的国家学习最现代的东西，如果这是崇洋，那他就是崇洋派，此生为崇洋而活，来世为崇洋而生。态度十分鲜明，对此我也有同感，我们可以崇洋，但不必媚外，可以崇古，但不必媚古。无论是洋的还是古的，都要着眼于现在，着眼于现代化的需要，都要分析批判。我们现在的倾向是媚古，缺乏批判精神。所以，读读柏杨的书是有益的。

柏杨坐过牢，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不同于一般的帮闲文人，也不同于一般追名逐利之徒。他勤于思考，总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会像我们有些学术明星那样重拾那些已经腐烂的，已经给我们民族带来失败和痛苦的文化垃圾。

中国需要柏杨这样的文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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