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载明

于丹为了达到庇护非法利益集团的目的，总是篡改孔子话语的愿意，从而宣扬自己的邪念。其深层用心是扼杀正义和道义的张扬。

在论述一个人的勇敢的时候，于丹歪曲解读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几句话中的“勇”字。 并对孔子的学生子路的率性之“勇”嘲讽和批评。孔子感叹黑暗的社会环境不能实践自己的“道”，无奈“乘桴浮于海”时（意思是到海外传道，于丹却歪解为“泛舟江海”）。孔子说他的学生只有子路有勇气跟着他漂流到海外，其他学生都没有这个勇气。据史料介绍，子路性格爽直，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以擅长“政事”著称。对孔子的言行，虽然常提出意见，但却是个好弟子。曾协助孔子“堕三都”，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子路“志伉直”、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子路后做卫国大夫孔悝之蒲邑宰，卫国发生内乱，子路为了救主，不顾危险，最后惨死乱军的刀剑之下。死之前，子路系帽的带子被对方的戈给击断了，子路自语：“君子死，冠不免。”将帽带系好，从容赴死。我以为，子路这样的勇气非常可贵。人各有其性，各有其长，社会管理家或革命家把不同性格特征的人聚集在一起，发挥其长处，会产生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让子路这样的性格去和惊涛骇浪搏斗，造黑暗社会的反，去冲锋陷阵难道不是很好的人选吗？《三国演义》如果没有莽张飞，那段故事难道不逊色吗？孔子否定子路的“勇”，难道不值得商榷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说“志伉直”一句，意思是说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因为他好勇含有为民请命、伸张正义、不欺幼弱的意蕴。这样的勇敢为什么不值得推崇呢？后人十分怀念子路，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年）子路追封“卫侯”。宋大中符二年（1009）子路被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子路被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这说明历史对子路是肯定的。

于丹继而对“勇”作出具体的解释：“君子崇尚勇敢并没有错，但这种勇敢是有约制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义’。有了义字当先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否则，一个君子会以勇犯乱，一个小人会因为勇敢沦为盗贼。”
什么是“义”呢？于丹自问自答：“那么这个‘义’、‘道义’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内心的约制。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一个人内心有所约制，就会在行为上减少过失。”

怎样才能做到“约制”呢？于丹也开出了药方：“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真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做到了约制。而能够反省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勇于改正，这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真正的勇敢。”

于丹说“义”就是“约制”。请看，她信口开河到什么程度。“义”既然是“道义”，“道义”就是“正理”或“真理”。对“正理”和“真理”应当积极地去实践，怎么还要“约制”呢？ 不仅要人们“约制”，还要人们在那里坐着不动搞所谓“自省”呢？
“义”就是“道义”这个说法不错，但终极的解释“义”就是“约制”不仅前后矛盾，而且错得令人讪笑。

“义”的本义：“义（義），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 （见《说文解字》）意思说，“义”是一个人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这个形象和涵养要像羊一样温和、善良、美好。自古以来，羊是最美的食品。中国人非常崇尚羊，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把“羊”都用在最美好的事物上面。“美”、“善”这些字里都含有“羊”字。“鲜”字是“鱼”和“羊”的组合，是最美的食品。这反映了人们对羊所具备的美好境界的追求，并把这种境界作为国人应该追求的道德品行。“义”的繁体字“義”也是羊字头。所以，义、美、善是同义的。应用到人的人格修养上，“义”，是指正当、正直和道义这样的气节，即“正义之气”和正确合理的行为。“义”字的根源是对事物正确道理的认识。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闻义不能徙”和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义也，恭敬之心”、“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中的“义”等等，其中的“义”都是指的正确的道理。主张施行正确的道理就是正义，就是道义。由此可见，于丹对“义”的解释完全没有从理性出发，而是从自己的邪念出发。

“自省”能“省”出“义”来吗？我看是困难的。“自省”主要对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进行反思总结，哪些说得对做得对，哪些说得不对做得不对，错了的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纠正，对的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发扬。其侧重点是立足过去。而对“义”把握和修养是一种理性层面的认识，所谓“见义勇为”，指看到应当迅速去做的事，而这件事符合正当的理。认识不到正当的理，则不可能“勇为”的行动。对“义”把握和运用，在认识层面主要来源于学校的教育和自我学习、修养，以期达到“格物致知”的目的；在行为层面上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认识到了“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