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载明

    让受众麻木不仁，让受众自觉抑制阳刚的血性，宣扬安贫乐道思想是于丹的手法之一。

于丹在论定幸福快乐与贫富的关系问题上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她说：“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很显然，于丹这里的“贫富”是指的物质的占有量。也就是说，物质的占有量和幸福快乐没有关连。幸福快乐来自人的“内心”，“内心”想幸福快乐，这幸福快乐就会随之而来。于丹这个幸福快乐观不过是海市蜃楼，稍有生活经历的人都会对这个“麻醉”性的论调嗤之以鼻。幸福与快乐相依存，快乐来源于幸福；没有幸福就没有快乐。而人要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幸福感呢？我以为最基本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身体健康，第二个是能够维持基本生存。这两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即人要能够活着。而一个人活着就要吃饭穿衣，就要拿钱看病。一个饿得频临死亡和无钱看病而被病魔缠身的人谈得上幸福吗？幸福快乐的基点必然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这个基本的道理于丹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为的是给大众注射“麻醉剂”。

于丹在论“乐”的时候，夸大了颜回的贫困条件。她在给“安贫乐道”注脚的时候首先举了孔子的学生颜回的例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箪”是古代盛饭的竹器。从孔子对颜回生活状态的描述看，颜回虽然吃得很简单，住的条件也较简陋，但颜回能维持基本生存。

于丹对孔子的描述作了歪曲原意的解读。原文里没有提到“少衣”，“陋巷”不一定“非常破烂”，有程度之分。充其量就是说颜回不追求浮华、奢侈享乐的生活而追求恬静简朴的生活。请问，孔子的学生有几个饿死了的呢？请问：真正的有知识的修道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是饿死了的。如果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饿得快要死了，周围的群众难道不帮他吗？一个有坚定意志的修道者也自然是智者，一个智者会安于在那个“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吗？借孔子做文章的“儒者”于丹为什么不向颜回学习呢？为什么迎合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庸俗潮流，干异化孔子的勾当而捞取大量的钞票呢？于丹自己不愿意受穷，为什么要向受众鼓吹“安贫乐道”的思想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丹是不是用左手赞扬孔子，用右手打倒孔子呢？

于丹对陶渊明的消极隐退的行为津津乐道。赞赏安于田园生活：真正的田园在哪里？它并不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而在现实生活之中。所谓“小隐隐于野，而大隐隐于市。”只有那些修炼不够的小隐士才会躲到这个山那个山，很做作地修座别墅；真正的大隐是不离红尘的，他可能就生活在闹市之中，每天做着跟大家毫无二致的事情，但他的心中却自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

    于丹认为陶渊明无疑是“安贫乐道”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不仅构建了幻想中的《桃花园》，还虚构了一个“五柳先生”以自喻：“五柳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和字。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因而就以‘五柳’为号。性情闲静，说话不多，不羡慕名利。好读书，不钻牛角尖；每有会意之处，便高兴得忘了吃饭。好喝酒，可惜家境贫穷不能常常得到。亲戚或老朋友知道他这样，有时就准备了酒邀请他来喝。他只要一去总是喝光，约定必醉方休，要去就去要留就留，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家里四壁空荡荡的，挡不住风雨也遮不住太阳。短短的粗麻布衣服破破烂烂的，缝缀补钿着；常常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但心里很坦然。常写文章娱乐自己，显示了自己的志趣。得失完全忘怀了，并坚守这原则直到死去。 赞曰：黔娄的妻子有这样的话：不为贫贱而忧虑悲伤，不为富贵而匆忙追求。她就是说这一类人吧！醉酒赋诗，以娱乐自己的心志。是无怀氏之民吗？是葛天氏之民吗？”

第一，陶渊明是自愿过这种生活的吗？不是！他是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放弃县官不当回到的田园。可以说，是黑暗腐败的政治迫使陶渊明回归田园；第二，陶渊明能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看来是没有问题的，有田有土嘛；第三，陶渊明发扬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的消极处世思想。这种思想是孔子《论语》中的糟粕，逃避现实，回避矛盾，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谈何承担社会的道义。这与孔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慎终追远”等大量语言主张的“入世”精神相矛盾；第四，消极隐退的行为表现了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软弱的一面，只适宜于苟且偷生，不利于社会变革和文明的推进，不应当通过党和国家的媒体大势宣扬。

于丹阉割范仲淹的名句来论正“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都知道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面的名句。于丹也加以引用，发挥一番。可是她在解释发挥的时候，只谈“乐而乐”，不谈“忧而忧”。“忧”和“乐”是辩证的统一。《孟子》里也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讨论。更何况，范仲淹将“忧”放在前面，将“乐”放在后面，值得三思。没有“忧虑”、“忧患”、“忧思”、“忧愁”这些深层的文化心理活动，那种“忧国忧民”建设文明优美的社稷沧桑情怀就树不起来。老百姓不忧虑国家的事情，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十分落后。

于丹用了大量的语言鼓吹“乐”。如：“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分寸，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让自己快乐的心成为阳光般的能源，去辐射他人，温暖他人，让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 我想，这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21世纪。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享受的那种欢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吧。” “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情，去放大快乐的光芒，抑制心底的不快。”

值得注意的是，于丹在讲一个人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苦难也好，讲一个人只单纯追求快乐也好，都是无原则无条件的，只是泛泛而谈，你的心态要平和呀，你要快乐呀。什么状态的出现都有一个条件，无原则无条件的心态平和与快乐有吗？于丹自己做得到吗？当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被腐败分子肆无忌惮地侵淫的时候，你的心态平和并快乐吗？当绝大多数人比较贫困而少数人暴富的情景出现的时候，你的心态平和并快乐吗？当社会治安不稳定，甚至白天走路也要提心掉胆的时候，你的心态平和并快乐吗？

    对于丹的批评之五：宣扬安贫乐道思想（下）

    在上篇里，着重批评了于丹宣扬安贫乐道的话语。在这一篇里，重点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于丹安贫乐道虚幻性和虚伪性。

    首先，我们来看，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安贫乐道的社会群体存在；或者说，在普通老百姓中，安贫乐道的有多少人呢？于丹能找出几个老百姓安贫乐道的例子呢？看来是举不出的。你于丹尽管举出了颜回和陶渊明，但这两个人都不是普通百姓。

    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群体里的确有一部分人还比较贫困，但这种贫困不是贫困者主观上想贫困，更不是立志要修什么“道”，有高洁芬芳的生活观念，而是社会环境、个人能力、人生命运等综合因素所导致的。例如，不公正的社会分配政策可以导致一部分人贫困，个人的生存能力低（没有文化，没有创造能力等）也可以导致一部分人贫困，个人命运不幸（例如疾病、灾祸等）也可以导致一部分人贫困。

    司马迁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这里的“利”，无非指物质利益和名誉。两者显然与贫困无关。我以为司马迁概括一般社会人群的心理和行为十分精当。利益和富有也有区别，一般群众并不是在那里刻意追求富有，能维持生计足以。能维持生计也不是贫困，粗茶淡饭日日需有。也就是说，对一般群众中谈安贫乐道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其客观效果有可能成为“贫困有理”的哲学依据。人们需要物质利益的充实，又需要精神荣誉的濡养。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需要人们昂扬拼搏、奋发图强。于丹宣扬“安贫乐道”不是在精神上扼杀人们投身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吗？

    于丹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支持她的“贫困论”：“有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的寓言，说有一个国王过着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的日子，天下所有至极的宝物美色都给了他，他仍然不快乐。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快乐起来，于是派人找来了御医。御医看了半天，给他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必须让人在全国找到一个最最快乐的人，然后穿上他的衬衫，你就快乐了。国王就派大臣们分头去找，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快乐得不可救药的人。但是大臣们向国王汇报说，我们没有办法拿回那件能够给您带来快乐的衬衫。国王说，怎么会这样？必须给我拿回那件衬衫！大臣们说，那个特别快乐的人是个穷光蛋，他从来就是光着膀子的，连一件衬衫都没有。”

    当然，那个国王不奉行“中庸之道”追求物质生活享受太过，但如果大家都象那个“快乐得不可救药的人”，可想而知，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了。不亡过灭种才怪呢！

    所谓“安贫乐道”，是说一个人并非没有能力致富，而是主观上不愿意致富。不愿意致富的原因是追求某种理想的境界。这种理想的境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想，不外乎就是不入俗流，不同流合污，从而坚守自己纯朴、高尚的公平、公正、正义的价值观。“安贫乐道”一语出于《后汉书，韦彪传》，说韦彪“安贫乐道，恬于进趣。”我理解这里的“安贫”，并非是简单的安贫，消极的安贫，“安贫”与“乐道”相连，目的是“恬于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