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锋激荡写艺魂--记人文艺术家周天黎
发布时间:2009-09-10

                      

作者:周岳平  严潇艺


(原刊2009年11月21日《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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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黎,著名画家、人文学者。其学术成果提升和拓宽了当代中国花鸟画的美学境界,在海內外有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文人画在新时代重要流变中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





一位历经磨难却存超越世俗的大爱情怀、践履高贵生命哲学的艺术思想家;一位追索艺术本源,艺术观念上独树一帜,引领中国文人画发展新方向的探索者;一位率真正直的自由精灵,却以逡巡现实的身姿,在心灵深处默默地勾画着美好的理想主义者;一位深入传统又大胆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努力寻求中国绘画当代性的大画家;一位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批判者、修正者、建设者与循循善诱者。——这就是周天黎,她的人文思索、艺术胸襟与文化气度对新时代的艺术发展和文化思潮有着辉光乃新的意义。

 

为思而在的思想家

思想给艺术带来灵性,思想对艺术的启示悠远而深长。

 

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周天黎,同时受西方理性主义启蒙哲学和现代生命哲学的深刻影响。启蒙时代的理性提倡科学,大胆思索。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他们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人本主义精神和早期启蒙思想(包括理性主义哲学)给予她深刻的影响,周天黎的画作富于哲理性,具有沉思冥想的性质和内在的思想情感。

 

人文思维的生命哲学背景又使得周天黎格外重视意志和情感的力量,于是她的作品常常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敏感多思的周天黎认为:艺术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心灵活动。她既脚踏实地扎根于现实,又天马行空驰骋在精神的沃野,她用悲天悯人的心,用执着无畏的信念,用哲理思辨的文字,用铿锵有力的画笔,守持人文理性的价值底线和良善心地,张显着生命的答案。

 

反过来,艺术哺育了思想,展示了纯美的心灵家园。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歌德谈话录》1827年4月18日。)欧洲启蒙运动后期的伟大作家、诗人、思想家歌德的这段名句,是周天黎整个绘画世界最贴切的注脚和诠释。遭到整整十年“诅咒”的大地上,民殇国难,它迫使有良知的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的历史灾难展开洞烛幽深的思考,这种来自于悲怆心底的情绪和冥思,会衍生出艺术家強烈的文化创造的激情,在哲学、科学、艺术的王国里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世界。周天黎所创造的灿烂奇异的艺术天地,就是她孜孜以求的心灵家园,一种超越社会现实悲痛的美,一种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超脱,一个自由与道德的王国。对于没有历经人生坎坷和内心痛苦的人,周天黎的艺术或许是平淡如常的;对于饱尝艰辛的人,周天黎的艺术便是一个透明、清凉和甘美的世界。人们欣赏她的艺术,并从中得到灵魂的宁静和慰藉,获取生活力量,甚至在震撼中沸腾起热血,去直面风雨雷鸣的人生。

 

一个人的气质是天生的,那么周天黎就是拥有一种思想家、艺术家的气质。

 

艺术创作对周天黎来说是天赋本质中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硬朗与柔情,热爱自然,热爱生命中的美好,同时对人类的苦难、贫困、暴力和自私犬儒深感怵然;她才思敏捷,正视世态沉浮,用自己的画和文字敲击世俗的麻木和愚昧;她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古人说诗是一种“神性的迷狂”,绘画何尝不是;康定斯基说,他渴望通过一种纯“心灵性”的新艺术使世界更新。周天黎对形体变态、墨色幻化、造型结构都有天生的敏感,她的画面中经常出现一些抽象的符号,她走在梦与现实临界的幻想境界,借作品的形式“应目会心”地去阐释一种文化构想;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她似乎在遐想着可以用笔下的美好去化解生活里的不完美,验证了“艺术是一种使我们达到真实的假想。”(毕加索语。)真正的大艺术家永远是在前面等候时代,时代不可能停住去等候一位大艺术家的到来,一生追求文化视野的再拓展和艺术思维的再升扬已经成为周天黎的精神托命。

 

孜孜不倦的探索者

艺术审美沒有陷入缺乏思想创见的呆滞保守状态。

 

“欲穷大地三千界,须上高峰八百盘。”周天黎的探索,几经攀登奋进,纵横古今,跨越了中西方的藩篱,深入到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固有狭隘化的概念。

 

周天黎的画,恣意慓悍,自成章法,回韵悠长。沿着画面往里走,一路是探索前行途中的深深浅浅的痕迹。欣赏周天黎的画,首先是被作品中强烈的视觉符号和色彩张力所打动。你可以很欣喜地看到她怎样洋为中用,怎样移花接木、异彩纷呈,又是怎样幻化出中国美学思想中以形写神、不似之似、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及记忆逻辑。

 

一些经常被人们描绘的物象在周天黎的画中有着不同的表达。她的鸟或侧目而立或振翅高飞,形态不求多变和精细刻画,反而凸显了很强的个人风格,大巧若拙;她的荷挺拔舒展,中国式的墨气淋漓加上强烈的形式感,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大写意花鸟,让人耳目一新。我们都倾向于把传统的形象和水墨当作不二法门。事实上,左右我们对一幅画喜爱与否的往往是画面上某个物象的表现方法。很多人喜欢自己常规式的容易理解的表现形式,例如看习惯传统中国画的人就会认为大写意的花木配上或小写意或精工的飞禽是理所当然的,而对突破了这种定式的原创性艺术表现不以为然。其实多不胜数的事例证明,在欣赏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最大的障碍就是不肯摒弃旧意识和偏见。中外美术史告诉我们,低手庸才们循规蹈矩谨守传统,显得处处到家却一无所获,最后成为毫无创造力的文化附庸。艺术大家们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摸索着道路前进。离经叛道和独创一格的往往能获得艺术创作上的新意与宏阔,才能在客观环境之外,重新发现一种豁亮,达到“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番灵奇”的上上之境界。

 

艺术是需要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探索。最优秀的传统就是艺术上不停的叛逆、超越。周天黎的艺术审美沒有陷入缺乏思想创见的呆滞保守状态,她的精心着力所在,从她的画面中可以体会出来。她在传统中国画笔墨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元素。首先,她的线条、笔墨是传统的,而且传统的功力尤其深厚。她以书法入画,自由挥洒,时而布局疏朗,着墨简淡,时而运笔奔放,酣畅淋漓,时而色张笔敛,通透光明,整体效果也由此时而意境空旷,时而气势雄壮,时而心花怒放。把画面经营得严谨明快,开合有致,老到自然,雄强之骨和清远之韵并存。再参照西方的绘画系统看,又能发现在周天黎的画作中汲取了西洋画中的抽象、变形、表现等手法和光、色、影等造型艺术手段。她画的飞鸟和竹子、秋菊、野百合、牡丹花等,形式上作了大胆简化,借鉴西方几何方式,甚至借助少许神秘主义的理念,去增加表现力和风格化。

 

近作《寒冰可燃》展示了一种大时空的超越。

 

周天黎写道:“对待传统问题,宿醉者的颓唐和循规者的碌碌都不足取。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艺术探索、创新的认识要更进一步:笔墨更当开创时代!”

 

作为特邀作品,参加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画作《寒冰可燃》(刋2009年10月《美术》杂志。)其立意完全是中国的,充满了人生的思考和哲学意义上的求索:寒冰可燃,固态跨越液态直接转化气态,瞬间的转承切换,这本身就展示了一种大时空的超越!一种超脱俗世的大象无形,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涅槃!画家燃烧着盼望春天的心灵火光,不管怎样寒冻,都不能挡住春天的来临。周天黎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以高超的才艺,使闲适雅情的花鸟画产生出凛凛然的视觉冲击力,对人生宿命毅然挑战的崇高壮美和欢欣之情溢于画面,表现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生命不息的精神形态。再者,看那画面中圆转的构图和方刚的用笔,无不体现一种“行方智圆”、“方圆有度”的哲学。而作画的手法,挺拔的线条和点墨的笔法,是传统中国笔墨功力的体现。再看画面的构成,交错的枝杆,成片的点叶,如果仅从构成形式上看,绝对是点、线、面的完美结合。而点缀的栖鸟,也许是画家自身入画的寄寓,加重了生命的动态活性。再深入细酌,其大开大合、大虚大实的平面构成,刚劲挺立的枝杆加上树叶的几何形状与火红色,使整幅画面拱托起一种奇特的审美效果,视觉上,阳光下的细碎斑驳,有一种燃烧的动感和明亮。景象浑穆的大直幅画面耸立在观者眼前,一种难以言传的大美和庄重神圣感会油然而生。这些无疑不是一种西化的变形和夸张的艺术效果。不管中国式的用笔还是西方式的构成,中西画法能在体面和内在精神上如此和谐融为一体,也应了唐代张彦远的那句“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用笔、形式,一切为了画面服务,一切画面是为了画家的创作主旨服务。

 

能开创一派画风的大画家。

 

凡高认为:“绘画不是力图记录我所见的,而是随意地运用色彩来表现我的情感。”这和王国维所见相同:“大家之作,其言情也。”

 

为什么冰河时代的人描绘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穴壁和岩石上夸张而简洁的古老形象会有那么惊人摄魄的魅力?这就要追溯到艺术的本源。在北美印第安人当中,艺术家既相当敏锐地观察自然形状,又无视我们关注的真实外形,他们认为只抓住一个形状特征就足够。现代,塞尚力求获得深度感但不牺牲色彩的鲜艳性,力求获得有秩序的布局但不牺牲深度感,于是他果断地牺牲了一点——传统轮廓的正确性;高更曾深入南太平洋土著人居住区,他力求使自己的艺术跟当地“原始”艺术协调一致,所以他简化了形象的轮廓,也不怕使用大片强烈的色彩。以上例子都是为了说明,能开创一派画风的大艺术家们,为了达到自己期望的目的和效果,总是敢于大胆地舍弃,忽略对期望要表达的效果无关紧要的东西,追求创作主体内心世界和个性的抒发表达,从而使作品更接近艺术的精神性的本质。

 

周天黎的画作,尊重又超越了传统的再现法则,作出了明智的剪裁取舍。所绘物象视觉的形状是简化的,色彩是大胆强烈的,从而更加接近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的精神性的本质。现代艺术运动中的艺术家就是不断追寻欧洲艺术在长期求索过程中产生过、丢失过,又被反复恢复的最本质的东西——强烈的表现力、清楚的结构和直率单纯的技巧术法。他们追寻鲜艳的色彩和简单轮廓的装饰效果,事实上他们对素描有着惊人的纯熟,周天黎早期形神兼备、活灵活现的素描作品也说明了这一论点,恰恰是这种绝技,使得他们渴望简洁明了。明白这样的道理,沿着艺术家的观念和思考往前看,那么周天黎的艺术形象看起来就会显得自然而丰满,并开始了解她非同凡响的美学观念和很高的技术含量、精神含量、情感含量,发现她画面视觉要素构成秩序的完美。懂得她十分厌弃百人一面,千篇一律,抄来抄去的大众化图像,认识到她对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充满精神内涵的独特表达。

 

无论中国画和西画,艺术的本质是相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毕加索的小公鸡和八大的鸟同样会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喜爱。可见,在中国书画的深厚传统下,周天黎的画其实也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取向。中国绘画艺术的一大特点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历史上的八大因其描绘的形象极具个性而受到世人的赞誉。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倔强之气中,文人逸气的追求溢于纸素。再看周天黎的鸟,甚至是植物,也有这样一种味道。她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

 

艺术家们都在竭力寻求一种真正属于个体的艺术,去找寻一些已经快看不见,而他们认为具有艺术本质的东西。现代艺术就萌芽于这些寻求中,无论这些艺术家多么地“疯狂”,却都是艺术家企图打破自己发现的所处的僵持困境。正如中国画当今所处的局面,中国画,如果抓着旧的笔墨程序不放,就像如西方画家照旧的程序观念继续画写实的圣经故事恪守不移,永远辗转沿袭;但如果完全不谈笔墨,不娴熟于其技法,那又何谓中国画?周天黎认识了这种现状,作为一位中国传统书画的继承者和当下的独创新画风者,她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决矛盾的磨合点,找到了一种创新笔墨运用的新时代的中国画风格与新时代的中国画精神。

 

拥有辽阔的精神疆域。

 

艺术家都渴望这么一种风格和精神,但它的所属体却只是极少数的,因为这是跟人的天赋灵性和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艺术激情的催生有时甚至要用血肉身命的冲撞。就像苏东坡,被贬到荒凉的黄州后,看到滾滾长江的壮美,历史故事的触动,与怀才不遇、凄风苦雨中的自己,交汇卷扬起狂风呼啸般的感怀才情,文思泉涌,终于写出了千古绝唱《赤壁赋》。如果苏东坡置身庙堂高位,皇恩日宠,怎么有可能创作出这种心迹千秋的孤品呢?这里,我是想以此来道明,艺术创作上的创新突破,光是在书斋画室钻研笔墨以及在同道研讨会上子丑寅卯热热闹闹地聊一通,是达不到这么一个境界的。

 

清代的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总结道:“作画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庸则庸,俗则俗矣。”周天黎一些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墨作品,千般意绪,萦脏绕腑,都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有穿透历史的厚重感,流露出一个中国画家对家国命运,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的深切感怀,凝结的是整整二代人共同的价值经验,包括某种使命意识和道义担当。《不平》、《生》、《春光遮不住》等作品中,中国画传统的构图法则被打破,笔墨和色彩表达着忿张的情绪和力度。而周天黎后来的作品《君子大节伴清风》、《一院奇花》、《花间行者》等,则是用“逸笔变形”的画法,偏重纯化切透心灵的感应,这和那时周天黎正在闭门辞客研读老子的哲学思想,感受到其“致虚极、守静笃”的高妙境界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诗性思维有关。总之,从周天黎一系列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其正、大、中、刚之气韵。她自觉不自觉地渴望着达到的艺术风格的主线,其实就是高更渴望达到率直和单纯的效果,是塞尚渴望新的和谐与本真,是凡高渴望新的旨趣真诚与热情奔涌。一些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笔墨语言里,还有着徐渭的狂放不羁,和精神极致到差一线就分裂时产生的方外奇趣、幻象异觉,这使她的艺术拥有更为辽阔的精神疆域。

 

知行合一的文化使者

 

“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良知也是艺术家深层的道义约束。”

 

周天黎不但这样说,也本着这样的艺术良知去践履艺术的精神。

 

艺术有两类,一类娱人耳目,一类震撼心灵。周天黎的艺术属于后者。周天黎的作品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承载艺术家的理想和生命归宿,它的重量,是震撼人心的。

 

《石涛画语录》有一段话:“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所识。”周天黎在书画创作的同时,写了很多抑扬复沓、深有内力的文章,托其心志,明其情意,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思考,表达对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关注,在国内外文化界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人们能从中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的对社会、人生不断的思索和情志意气的强烈言辞。

 

“天生百恶造就一诗人,同样也能造就一位大画家。”沧桑巾帼,丹心铭汗青,周天黎经历了“文革”的社会动荡和目睹人性的撕裂,无情的戮斗和背叛,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这促使她更深刻地思考人生。历史上也有一位奇女子李清照,出身官宦,同样经历了世事沉浮和苦难,也能澄怀观道,留下不朽的篇章。

 

李清照丈夫赵明诚被朝廷罢去江宁太守的职务,又逢宋王朝政局动荡,夫妻两人乘船决定到洪州暂住,途中路过霸王自刎的乌江,浮想联翩,怀念故国之情难禁,李清照忍不住击打船上的桅杆,放声吟道:“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何等的气势!

 

周天黎文静避嚣,思想却总是被社会风云所牵动,常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说:“我尊敬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鲁迅,对我们这个精神资源匮乏的民族来说,鲁迅独立思考,独立发言,最大限度地坚持了道义的底线,无疑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高度。”她犀利冷峻又大雅奇道的笔,更会出现于落后文化思维激烈论争的风口浪尖上。且看她的《病中吟》:“一枝破笔走天下,生死不虑肝胆挂;千金散尽清风来,五陵豪气去写画。”又是何等的豪情!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画家在画室的门上应该大书 ——室内有一双眼睛,为不幸的人洒同情之泪。”周天黎就有这么一双眼睛。她写道:“真正的艺术家是悲悯的,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一份同情……要坚守艺术的道德底线、正义的边界,并始终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艺术创作的一种最高境界是表现悲剧性之美感;是一个画家自己的生命,灵魂,良知对真、善、美最真诚的献祭!”(摘自《周天黎:心语》)

 

版画家柯勒惠支的作品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鲁迅评价她的作品是:“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声,挣扎,联合和奋起。”她的作品题材多以表现工人、农民的苦难、挣扎和反抗。如组画《农民战争》中《磨镰》、《反抗》、《俘虏》和《纺织工》、《团结就是力量》等。

 

周天黎何尝不是有着“深广的慈母之爱”,也在她的作品中,流露深深的悲悯之情、彰显着正义之力。《生》、《闲看世间逐炎凉》、《顽石为邻》、《昂然天地间》、《肉食者》、《春光遮不住》、《不平》、《邪之敌》、《风卷残荷听涛声》、《创世的梦幻》等作品,都体现出一种深深的人文关怀和思想的高度。

 

周天黎写过三幅书法作品:“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简朴生活,高远思想”,“岁月悠远,艺道无终”,周天黎的家人曾说:“周天黎在生活上很简朴,对物质不讲究,作画时用纸也不讲究,但唯独洗笔,是非常讲究的,一定要自己洗,不许别人碰。周天黎说‘洗笔对画家很重要’。”这平淡的一句话里,实含深意。笔至于鲁迅,是武器,抨击社会的利器,唤醒民族斗志的号角,笔至于画家,是独立精神的宣泄,是对时代变迁的呼应。

 

“一个民族的艺术发展,必须以高尚的文化精神作为人文导航。”

 

周天黎说出了当今人类社会一切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核心。

 

上个世纪伊始,王国维在中国首倡美育,所谓“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1917年蔡元培更大声疾呼:“以美育代宗教”,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和责任。

 

艺术家传播进步思想,传播先进文化,因而,艺术家不能消极地存在,他的职能也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萨特认为:“艺术家的存在影响着将来的整体存在,他通过对当下存在即为对在世整体存在的介入而体现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艺术家的责任。可是现实社会光怪陆离,很多不负责任的世俗画家,在利诱之下批量生产传统书画并进行无耻的幕后“操作”,而且相互复制,泛滥成灾,取向低俗化,工匠化。可悲的是,艺术家一旦丧失其精神的独立性和深度,他就丧失了作为艺术家最根本的东西,而他也不再是艺术家了。如果艺术进入生产化,精神虚假化、庸俗化,也就丧失了美育的功能。

 

身处这样一个信息爆炸、道德重构、人文缺失的消费主义观盛行的时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变异混乱,价值构成中缺乏必要的人文精神和正大美学的因素。当代中国美学亟待激浊扬清,因此,在泛文化多元主义的闹繁中,更需要来自文化本质主义的天籁之音。

 

周天黎是当代中国画坛一位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这不仅是指她在笔墨色彩光影等技巧上的脱俗创新、老道成熟,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的她,拒绝任何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世俗性枷锁,把真实生活经验的屏障打碎,迈进了情感与信念这道大门,对艺术、对生存一直进行严肃而深入的思考和反省,进行独立而艰难的精神探索。她的作品正气大象、秉风骨魂,刚健柔美相映,有对历史语境、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深层需求。在中国画的百年流变中,作为中国的艺术家,她不断追求真正的中国美学精髓,以艺术叩问时代精神。她面对当今社会,不断寻求当代文化人的责任,追求艺术家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呈现出一种孤卓立大野般的大气磅礴的文化气象,真正恢复了画家作为“个体思想者”的身份和应有的艺术尊严。

 

周天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生境界的崇高理想有着高迈和透彻的体会与了悟,不但在画学思想、审美品格方面,还对新时代中华文化艺术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欣闻她已应聘出任台湾重要学术机构和战略智库——台湾综合研究院“高级文化顾问”之职。在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日益密切,各种文艺思想相互碰撞之际,周天黎出任该职实属众望所归。人们有理由期待:作为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智囊和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她以一介清流学者和艺术家的独立立场及文化视角,提出以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振兴中华文化艺术的建言,很大程度上能起到人文领航与精神导游的作用。

 

社会进步需要高尚文化精神的引领。

 

越走近我们的时代,越难分辨什么是持久的艺术成就,什么是短暂的花俏时尚。周天黎说:“美是永远离不开真和善的。”从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才性、气质、品德、诚信、定力、敏睿、律束、立行等人格特征,可以知悉她是一位有建设思维的,有担当、有胆魄、有成就、有良知的艺术家,她的艺术创作追求天人合一,长锋激荡写艺魂,以大视野、大旨趣、大意境立于当今之世。周天黎又是杰出的人文学者,具有绘画艺术之外的政治经济、历史发展、社会哲学、西方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底蕴。在世俗、功利、混乱的当代语境里,她卓尔不群,是一个中国美术史上不多见的、有苏东坡、陆游那种忧国忧民文化情怀的、有深度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为思而在”,这不仅仅是思想,也是一种声音,是为两岸和平和民族文化振兴而发出的声音!文化的力量,是我们的民族之魂。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提升和优秀艺术的发展,就如周天黎所说:需要高尚文化精神的引领。她以她画作和文字呈现出来的思想哲理,在启示和推动着民族文化的进步。文化精英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民族需要这样的文化精英!

 

(本文作者周岳平为中国艺术市场联盟副秘书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理财中心理事;严潇艺为中国艺术市场网主持人。)

 

 




   

   

 
作者:周岳平 严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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