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 靖

一

给美术专业的学生讲授《艺术概论》，讲到了“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教科书上要求我们记住两条，一是艺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二是“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

艺术确实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书上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时代可以让艺术变得好一些呢？是总结规律，总要认识再深刻一点。结果我们发现，没有什么时代一定要艺术变好或者不好。和平年代可能成就艺术的繁荣，也可能出现艺术的百花凋零；乱世不尽然是对文学艺术的摧残与扼杀，也会谱写“家国不幸诗家幸”的传奇。如果非要找出时代和“变好”之间的关系，那只有一点：即无论盛世还是乱世，只要它能给艺术家提供一个自由表达自我的空间，艺术就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

艺术是什么？艺术才不是随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着自己的性格。艺术只是关注人心的幸福，疗救人心的苦难，这是艺术的宗旨。忠于艺术的宗旨，这就是艺术家的良心。因此，什么候艺术家既可以自由抒写对于人性理想的憧憬和热爱，又可以对扼杀心灵幸福的力量自由地说“不”，艺术之花就会开得活泼而富有生机。

当然，艺术的发展还会常常面临金钱的困扰。“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其实说的就是金钱和艺术的关系。它说：金钱和艺术的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贫穷的地方照样可以开出绚丽的艺术之花。是的，一个过度关注金钱的艺术家其艺术生命是不会长久的。一个人如果过多地被世俗问题所困扰，他就不能够体会，不能够看到普通人也不能够体会，不能够看到的东西，然而“能够体会，能够看到”的素质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艺术就是教会人如何去“看”。然而这真是一个难题，因为人要生存，艺术家也一样。贫穷不仅会损害艺术家的健康，还会伤害他的精神，甚至会威胁他的艺术。米勒因为贫困买不起颜料，所以大部分题材只能用素描表现。托斯妥耶夫斯基被人批评说小说写得太芜杂，他说你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要债的人就在大门口，我要赶紧要我文中的人物为自己来换钱。虽然两位艺术家最终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说明了艺术和金钱没有必然的关系，然而可想而知，他们是以怎样的坚持和毅力来保护，拯救艺术于生存的压力之下，而这种坚持和挣扎对于作为个体生命的艺术家是多么地不公平。

如果，可以衣食无忧，如杜尚，还有，创作的自由，我想很多艺术家一定会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但是，人不能够选择他生就的命运。那么，如果他生不逢时，如果他偏偏没有这两样呢？那么艺术岂不要消亡了吗？
然而真正的艺术从来就没有消亡过。无论是对艺术多么不公正的年代，都有优秀的艺术作品产生。这些蕴涵着人性辉光的作品，就像暗夜里的几点星火，以其微弱的光明指示着历史前行的方向，并给人以启迪和温暖。而点燃这星火的，就是艺术家的良心。

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说，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艺术家的良心，这也是艺术发展的一个规律。
                                 

                                                  二
   

接下来，我要给学生来讲一个“艺术家的良心”的榜样。

虽然是给美术专业的学生讲课，但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却是诗人食指。

食指之所以出名，是缘于他写于文革时期的两首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然而坐在讲台下的孩子对于文革却几乎毫无了解，我基本上是用了恐吓的方法让他们知道“山上下乡”和“知青”是怎么一会事：是的，你们再也不要上课了，不过这也许是你们所高兴的。但你们必须要到乡下去，也别再想学什么美术，更别想着上网什么的。也许一去就是几年回不来，结果女知青就只好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民，或者男知青就是娶了村里的姑娘，永远也回不到城里来了。然而当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即将等待他们的个体的命运是什么，更不会思考这样一代人的命运将来又会给国家，民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只是在即将开动的火车上和同行的人，和前来送行的人，和那个时代一起沸腾和狂欢，他们以为这火车会把他们送上理想的颠峰，送上金色的太阳：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然而食指——当年的高中毕业生郭路生，他只是不想走，在这首诗里，他写下了自己的童稚的，然而是最真的心里话：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是敏感的。这首诗仿佛是他写给自己未来命运的一首挽歌。火车还是在四点零八分准时开动，它载着20岁的食指离开了北京，来到了山西一个农村。虽然食指后来得以回城进工厂，参军，但是他却又在部队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刺激——也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像食指这样的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是没有可能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生存环境的。而当很多年过去之后，当食指的名字重新和他的那些令人激动的地下诗歌再次被人们记忆和谈起的时候，他却只是一个呆在福利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不过我想，也许只有在那里，当他的肉身的存在被人们开除到生活的常轨之外，逃脱掉世俗目光的追捕时，一个诗人的精神才能找到归宿和安宁。

然而食指的名字将永远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被记住，是因为他的诗写出了一代人的命运和渴望。而食指诗歌的价值更体现在，因为有这样的诗存在，我们知道，在那个集体陷入迷狂的年代依旧有人坚守着内在自我的宁静。我们知道在人性被摧残的年代，依然有着清醒，健康的人格。这样，当我们回首过去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不会对于自己产生更深的自卑和失望，也才能使我们对自己更有信心。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讲，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真应该向他们致敬。而艺术家，就要有责任成为“这样的人”。用他们的艺术来安慰人，鼓舞人。因为，艺术的宗旨就是关注人心的。

讲到这里，课堂氛围有些严肃。我想这样的内容对于台下的年轻人是否太沉重了呢？有时我会感受到，在这样一个“拒绝崇高”的年代，展示沉重，激发良心和感动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让人厌烦。每当这时候我就想，是这些“沉重”的东西错了吗？还是因为黑暗和不公太多，从而把美好的东西摧残成为“沉重”的，以至成为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怪物”？实在说，我不希望讲台下的任何一个孩子去承担沉重的精神负担，去做这样的牺牲，无论凭了怎样崇高的理由。我只是祈望着，这个世界美好点，千万别再让美好的孩子遭殃。

                                                          三

    然而我还是想找到一个画画的“食指”，当我在网上搜索栏上输入了“地下绘画”，“文革绘画”等字眼后，很快我就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无名画派”。

看完《南方周末》对于无名画派的采访，我感慨良久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有些人活着，生来就是负有特殊的“使命”的？做这样的选民，是令人骄傲的，可是却又要承受多少苦难！赵文量和杨雨澍在接受完采访时说：我们经历的苦难比梵高多得多。这个，我完全相信。

然而使命的玄机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出来。讲述赵文量和杨雨澍的艺术人生令人吃惊，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有些细节比真正的文学还要煽情，更具有“典型意义”。1966年8月18日，赵文量和杨雨澍全天在十三陵写生。那一天，赵文量的画面弥散着午后的安宁沉静的氛围，一段红墙之外，空寂无人，只静静伫立着几棵绿叶繁茂的树。然而，在这同一天，天安门广场上是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们正在为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而欢呼呐喊。赵文量画完了这副《八月十八日》之后，在画的后面写到：“作完此画后，我停画45天，到10月2日重新拿起画笔。”因为预感着对于艺术的浩劫即将来临，他们决定先停下笔来抢救自己的藏画。

是什么让这两个青年人成为了和这个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者？又是谁赋予了他们那样人性的深度和清洁，并由此赋予他们抗拒环境的嘈杂和混乱的勇气？那就是艺术。文革十年，就是在艺术女神的引领下，赵文量和杨雨澍在及其恶劣的政治和物质环境中坚持着对于绘画的纯艺术的追求。

为了在写生的时候躲避检查，赵文量和杨雨澍只好把画箱改小，以便可以藏在军用挎包里，这样画幅就自然更小。他们在文革早期的绘画，平均宽度是15厘米。为了躲避检查，他们写生的地点也经常是十三陵，香山，八大处等远郊。然而有时画得入了迷，检查的人来了都不知道：“马棕毛甩到后脑勺，能感受到马呼出来的热气”[1]。如果有人来盘查，他们就说是单位画黑板报，他们来练习，这样大多数时候都能过关。然而有一次他们在十三陵写生，分工合作，一个画南边，一个画北边，却被来检查的人认定为是在画一副地图，于是两个人的画都被当场撕毁。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文量和杨雨澍画出了《一穷二白》《偷听音乐》和《桃花小院》等佳作。《偷听音乐》是赵文量的作品，画面上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背影，他们正在偷听音乐。窗户被棉被堵上了，以防被街上的小脚侦稽队听到。室内一片黑暗，只有窗户缝隙中漏过来的光线勾勒出了两个正沉浸在音乐中的人。     

然而他们要对付的还有物质的贫穷。赵文量和杨雨澍只是工厂的工人。到了80年代中期，他们同时调出工厂，到一家公司做美编。后来，他们辞去了工作开始专职画画。北京南城方庄的一座旧塔楼里，屋子的窗帘已慢慢风化成一节一节的碎布条，就是他们20年来共同的家。最初他们的生活费每月仅40元，有时候吃两顿饭，即使如此，对于两个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人来说，也有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在1987年前后，他们为两个外国人画过肖像，“两张挣了2000元外汇券，对付过了好一阵子”，那是他们的唯一一次打工。
   

和他们对于物质的极低的欲求成对比的是，赵文量和杨雨澍对于自己的艺术看得是如此之高。有人请他们去美国办画展，他们却认为自己那些小篇幅的画和一个装置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展出不合适，并且担心自己的作品的安全而放弃了。他们更是拒绝了很多画廊的签约，“怎么能答应？有了钱，我们的精品也就没有了，那对我们而言更是巨大的损失。”赵文量说。于是他们成了罕见的“不卖画的画家”，他们从来没有出售过自己的任何一张画。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是这样评价他们：“在红旗招展的年代中，他们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搞现代艺术，成为边缘。在越来越商业化的今天，在当代艺术肆无忌惮的面前，他们也主动选择了边缘。”他们真正做到了忠于自己的艺术家的良心。

现在，赵文量和杨雨澍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把自己的画作为一个整体捐献出来，并且能够得到妥善的保管，以纪念他们一生的为艺术的坚持和奋斗。然而更有价值的是却是赵文量和杨雨澍的一生的为艺术的坚持和奋斗，这是他们所完成的最有魅力，最能给人以长久回味，启迪和力量的作品。
                                   

                                                     四

    经常在课堂上，我会拿罗中立的《父亲》来做例子说明一些“艺术原理”。的确，《父亲》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是如此完美，但我告诉我的学生，罗中立不是一开始就想到了用这个伟人像的形式来表现一位农民的，他经过很多的尝试，而当他最后想到采纳这种形式的时候，他一定特别地兴奋。而这就是灵感来临的时候。什么是灵感呢？灵感就是为自己要表达的情感找到了一件最合适的形式外衣。而罗中立关于《父亲》的创作回忆录又是如此地细腻，动人，正是剖析创作心理过程的好材料。重要的是，父亲的精神气质是那样地“中国”，使讲台下无论来自南方还是北方的学生都能立刻在这位农民父亲目光中沉静下来。

然而，我们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那只夹在父亲耳廓上的圆珠笔，是画家后来加上的。当《父亲》首次展出时，这位令人鼻酸的农民形象震撼了一些人，也使一些人心里不舒服，认为这是丑化中国农民的形象。为了缓解政治压力，一个那么年轻而又渴望成功的艺术家能做些什么呢？只好听人建议在父亲的耳廓上加了一杆圆珠笔。只不过是，现在我们在欣赏《父亲》的时候故意忽略或者忘记这一点，因为我们希望它依旧保持着我们所希望它能够达到，或者说它曾经达到的那种艺术的高度，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传奇了。更何况，这一处改动的地方那么小，根本不被人所觉察。

然而就是这一点的改动，却极大地破坏了作品的意义。我是北方人，我知道北方的老农，他们就是那样的，猫在墙根下，耳朵上夹着一截烟卷。然而那烟卷大多还不是买的，是自己捻的，用的是自家田里种的烟叶。我很少见到过耳朵上夹着一根圆珠笔的农民。因此，这样一位耳朵上夹着圆珠笔的农民形象，就不是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在当代油画史上，被我们赋予如此崇高意义的《父亲》了，虽然仅仅是因为那一点的不同，然而艺术是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伪饰的。

其实，就这样让父亲的耳朵上夹着圆珠笔也好，让这一根圆珠笔与父亲的眼神所形成的不协调成为一种形象的记录：看艺术是如何被社会和政治瞬间庸俗和破坏掉的。

其实，不仅仅是在《父亲》之前，当我们观看某些中国美术“大师”的展览时，当我们走到他们六七十年代的创作之前，常常会看到在那些艺术技法已臻炉火纯青的山水画作上面，有几面迎风飘展的小红旗或者几副标语，那一瞬间，我们便会体会到“破碎”的感觉。

吴冠中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为政治画过一幅画。对于一个真心热爱艺术的人来讲，到晚年能说出这样的话真让人羡慕。真正的大师，对于艺术应该是从一而终的。至少在他的画面上，艺术从来没有被打败过。这样的艺术家，当他在髦耋之年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心里才会是宁静而欣慰的吧。

                                                             五

让我们收回凝望的目光，静静地想一想，一颗艺术家的心到底是怎样的？我想，那只是一颗热爱生命的心，对于生命有十分的敏感和怜惜。不过，它们呈现出的面貌却不尽相同。像沈从文先生，那是一颗热爱与欢喜的心。如我们在他的小说里所感受到的那样，一切都是晶莹美丽的，流溢着的只是干净的空气、阳光和水。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坏人，是人性的典范，虽然他们的命运令人忧愁。看沈从文的小说，叫人热爱这个人间。而雷诺阿的绘画正如沈从文的小说的风格，他给我们一个少女、小孩和女人的世界，永远都是高雅，洁净，乖巧，甜甜腻腻，没有忧愁。吴冠中的那以抽象的线条和色彩挥洒出的也是一个美的世界，永远地紫藤花开，春风扑面，要不是心里有这样的春天，谁会有力量摧毁现实的坚冰呢。
还有的艺术家，对于这个人间，他们是那样地严厉，他们的批判，尖刻乃至诅咒常常让我们感觉压抑和沉重，甚至要逃跑，其实他们也是生命的热爱者。正是因为对于生命的爱，所以才对于一切生命的破坏者绝不宽恕，坚决抗争到底。鲁迅先生的小说读了是不让人愉快的，然而这犀利深刻毫不留情的批判之后却正是作者对于他的同胞的深刻而强烈的爱！而在梵高的《吃土豆的人》的画面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对于人类苦难的深切的怜悯，也感受到了那对于带来这苦难的力量的诅咒。赵文量的《偷听音乐》中所描绘的那两个人对于生命的爱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恰是要想方设法享受音乐的美，据赵文量回忆，他们听的是《致爱丽丝》。然而，画面中黑白画式的效果却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于环境的抗争和愤怒。

还有一些人，虽然他们没有大师们的批判的精神力量，但是他们对于世界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残缺，无奈，局限和丑陋，然而他们不撒谎，诚实地暴露着自己的伤口和无助，无论是忧伤、自嘲甚至是颓废，其实他们都是好孩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之所以打动人的心，是因为它的真，像那个《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少年食指只是诚实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不想离开北京，离开妈妈。再比如刘小东的《违章》，那一车厢光着身子的人在我们看来滑稽极了，但是看着看着发现他们仿佛也在嘲笑着我们，我们互相笑着，为同处于这人生的尴尬之中，但我们笑着笑着也许就会沉默和辛酸了。
   

不过，只有忧伤、嘲弄和憎恨不是目的，艺术家对于生命的爱和肯定要始终在那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人生有荒诞和虚无，有无法控制的让我们走向不幸和毁灭的因素，我们才对于人生才有了更多的怜悯和敬意，才更要在艺术中鼓励和激发人生存下去的力量。而只在作品中以一种阴冷和嘲弄的语调反复“荒诞和虚无”的主题，这样的“深刻和彻悟”在真实的苦难之前不显得太浅薄，它对于那些必须还要在苦难中生存下去的生命到底能带来多少慰安和启迪呢？真正的有力量的艺术是立在一个对于人生的大同情的背景之上，嘲弄中要有热爱，绝望中还要有挣扎，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同是沦陷于红尘中的人以真正的慰安和提拔的力量。这才是艺术的意义和力量啊。你看米勒的《晚钟》，辛苦了一天的农民夫妻虽然收成只有一小袋马铃薯，然而当钟声传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合掌感谢上帝给他们粮食，给他们劳作，给他们生命，那博大的感恩的心让暮色也变得温柔起来了。
     

星星在天上，有的明亮，有的暗淡，然而它们都是星光，都是美丽的。我告诉我的学生，只要与爱同行，在艺术的道路上，我们也一定能够走到星光灿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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