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世存

一．自由之殇

谈论“自由”似乎奢侈而冒险。据说汉语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自由的阐述，人人都有自由的经验却未必都懂得自由的真谛，更少为自由而战、而歌、而献祭。不仅如此，即便人人都有着为所欲为、不受束缚的冲动，并想当然地以为“我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就是自由；但我们中国人似乎多同意，为了大家，自己尤其是别人应该出让其自由，为了集体，别人应该奉献生命。“自由”在汉语世界是一个未经理解、省思的集体噩梦，一种对集体而言负面意义极大、破坏性极强的状态，自由在汉语语境里是跟无政府主义、一盘散沙、个人自私自利主义、洪水猛兽等贬义同价。经历现代转型的中国与革命相始终，在革命世纪里，自由是一个经常受打压的字眼，反对自由主义、反自由化，等等，以运动的形式让我们中国人驯化于人生社会的不自由状态。

在革命如神的年代，自由被解放一词置换了，解放又被革命运动置换了。革命建立起的全能社会，其社会及个人的不自由状态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一时之间尚可自足。那种“变异的革命”、“被背叛的革命”突然间把参与者们变成了大地上的植物。植物们的进化方向，在于对地心吸力有顺从，对阳光雨水有依赖。这大概可以解释全能社会里的驯服现象，以及或崇高或阴暗的心地。“社员都是向阳花”，当年流行的歌曲无意中暴露了人的植物性征。由此类推，如果我们的朋友、甚至年轻的新新人类们，他们的个人言行方式顺从了人性中阴暗、庸俗的一面，他们的生活仰赖于政治权威或社会权威，那么，他们就还没有度过其为花为草的植物阶段。

当然，人终究是动物而且是“万物之灵长”。动物的进化方向，始终在对抗地心吸力，而流动于水中、空中或地面。这种出入迁移的自由也是人类对奴隶社会、全能社会反抗的本能方式。明清猪仔、现代蛇人，乃至柏林墙的倒掉，深圳香港之间的海路，都说明人对自由的向往。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注定要被移民时代否定，进而扬弃；如诗的田园生活注定要经受都市生活的洗礼，因为人向往自由，自由人乃人之目的。

　度过植物阶段的动物人，又因为动物庄园的某种治理策略，比如行贿、贪腐等方式，而使一部分动物人充分享有了动物的欲望、意志。这种享用、简单占有的生存，使动物人自以为抵达生命的极致，为了保护此等生命秩序，他们抵抗或逃避了人类自由；为了保护此种生存状态，他们主动地实施对时空的管制、隔离，对他人的奴役。

这种不自由的生命状态是如此吸引人心，也如此有违人的良心。人们为此千呼万唤出资本主义，或“补资本主义之课”（中共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界观点），以解构并重建动物庄园的治理模式。但资本来到世间，本身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势利更使它天然地理解权力的作威作福。因此，在它还没有一统人类的时候，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就遭到了思想家们的批评；即使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凯歌行进，并取得空前的文明成就之际，人类的良知之士仍痛惜于物质丰饶的社会所带来的灾难。回首最近三十年的大陆中国，我们看到由上而下进行的资本主义乱动，权枪钱私有化，钱买权官家化，等等，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壮大有所不同，它比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更疯狂、更罪恶。原初资本主义运动的精神集中体现在“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上，而我们当代的官家资本主义横行，却一再宣扬“致富、发展、稳定”，一再宣扬“好猫、戴表（三块代表）、河蟹（和谐社会）”。如果说中共官家以前不断需要以运动的形式来打击“自由”，今天的官家已经可以坐看乌合之众的子民自己动手打杀“自由”了。

而考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秩序确实给予了人类个体相当的自由，却把人类整体置于另外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一种危机不断的生存之中。今天，当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率先爆发，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之时，关于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增长的无限可能性、市场调整一切，等等的神话确实黯淡无光。哈贝马斯观察到，推动公共利益的角色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国际秩序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在人类的整体命运日益突出，人类的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彼此命运休戚相关之时，人们容易将自身所体验的不自由状态归咎于他人的自由太多。经济危机带来的个人生计或生活水准下降，人性投机带来的社会灾难，使得不少人要求政府出面干预他人的自由。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太平狗强过乱世人，救亡压倒启蒙，集体大于个人，天理大于人欲，容忍、驯从高于自由。只不过，在今天，自由问题尤其显得紧张。汉语世界甚至怀着侥幸之心，再次将危机归咎于人类自由。悲观的人们不仅以为“自由”在汉语中“声名狼藉”，而且确实死掉了，没有多少人以为可惜。

资本主义的成就之一在于，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之后，它使得人类度过了短缺时代，进入丰饶富裕的状态。主权的弱化、知识的增长、经济供给能力的提高，等等，使得和平发展成为可能（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使得国家社会层面的正义成为可能（使社会最差者的效用最大化，即最小最大化原则），使得人人成为自由人成为可能。但是，度过短缺时代之后的人类还没能发展自身的自由观念，反而多停留在传统的自由观，或对自由的想当然理解之上。国际秩序固然重要，但推动公共利益的不仅是政府，也是自由人的自由。

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在我看来，当今世界遭遇的绝大部分问题跟自由相关，个人和整体对自由的态度决定了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物欲和灵性对自由的态度决定了生命的个体状态。

二．自由的终结

传统的自由观念着眼于人的社会性，着眼于人的政治权利。古典自由和现代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一度简单有效。对自由的想象，在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过程里，也相当有用。人们说，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人们说，自由虽然不等于为所欲为，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自己的意志活动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自由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康德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整个社会具有的乐观精神和积极态度，理解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惠特曼等人对人类的讴歌赞颂。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之昂扬、进取、青春美好。那种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本身，即成全了自由，成全了人性、生命和宇宙之美。

在这方面，只有专制人格、独裁国家和威权社会，才敢于公然敌视自由。只有恶者、罪者、小人、戏子才会强奸“费小姐”----自由，才会害怕自由，栽赃污辱自由；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认同了这种对自由的敌意。毛泽东作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集大成者，把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当作自由主义。自他之后，我们中国的官产学精英和民众，总是谈自由而色变；略有头脑者，也只是把自由跟经济、财富相结合，将自由算计化、数据化，似乎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人的自由。这些对自由无深究者，只会把自由想当然地理解为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理解为对单位、社会和国家秩序的破坏者、颠覆者；这些不曾有独立意志、审美能力的思考者，只会把自由理解为混乱、喧闹、折腾；这些官家的帮凶帮忙帮闲等三帮分子，只会把自由理解成个人跟官家、国家之间的博弈、对抗，理解为彼此空间的此消彼长。但这种对自由的诬蔑，既阻挡不了自由本身在文明社会的成就，也阻止不了生命对自由的信仰。我们中国的大美学家高尔泰一生坎坷，他仍坚定地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因此，为自由辩护尽管是一个十分切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今天的人类自由。今天的人类文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给予了更多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如果说此前的人类只有少数人得享免于恐惧和匮乏，度过短缺经济时代之后的人类有更多的人过上了富足自在的生活；如果说此前的人类只有国王、皇帝、贵族、官家、商贾等少数阶层享有一定程度的权利和机会，那么，今天的人类有更多的阶层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而随着对自由状态的近似抵达，或生存状态的某一方面、某一阶段目标的完成，人们就以为个人和社会的“历史终结”了。人们甚至以为，自己不为挣钱、谋生发愁了，就是获得自由了。

这种天真的理解，使得自由的人们走向了对自由的背叛、终结了自由。那些度过温饱阶段、发达了的人们、阶层和国家，自以为自由而不知不觉地驻身于奴役、依附之中。他们有生活的能力和条件，却不再拥有自由。他们跟自然不再有亲切的感情，自然只是他们的工具或背景。他们不再有意识的自由，他们的日程紧张、秩序井然，想象力成为他们最稀缺的产品。他们不再有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由，他们自身成为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一种彼此大同小异的产品。他们不再有个性之美，情感之美……他们终结了青春时代的俊美风神，而成为面目不清、胖乎乎面团团、酒色财气脸长横肉的家伙，一种形似虫子的身躯和面容。他们终结了艺术、美好的情感，而将艺术和情感当作施与受、控制与附庸的波普，或SM，他们以为现代艺术就是一个个的概念，情感可以由金钱来量化，他们轻易地、不自知地伤害了他人的心灵、感情。他们终结了自由心灵的社会关怀、终极关怀，天人之际或古今之变于他们不过是“杞人忧天”，但这些终结了自由的发达者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发达者们甚至复制了他们追求自由时所厌恶的生存方式：醉生梦死；骄奢淫逸；朱门酒肉臭；食日费万钱，云无下箸处……这也是穷窘者难以理解发达者们冷漠的原因，传统社会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确实是穷窘者们“最后的吼声”，但今天的文明财富已经使足够的均衡成为可能。在穷窘者看来，发达者只要布施很少的一点资源，他们就可以获得生存的自由，这个世界就足够长久地大同；如歌中所唱，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会有美好的人间。但在穷窘者看来，发达者的冷漠和绝情令人绝望；尽管传统的公益、慈善、施舍等事业仍代有成就，但穷窘者和发达者之间未能建立起交往沟通理性，彼此隔绝并轻视、敌意，更不用说资源的双向流动和合理配置。直到今天，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本、货币资本和符号资本的人们，仍不曾对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假借丝毫；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最好理由在于，自由不免费（FREEDOM IS NOT FREE）。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为两极分化问题所苦，即使资本主义提供了中产阶级的解决方案，人类文明仍难逃中心—边缘、上层—下流的矛盾乃至紧张冲突。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人类危机：金融海啸、温室效应、环境压力、医疗养老、恐怖主义、贫困或富贵病等等，都与这种两极分化有关。

从自由的角度分析，这种紧张的难以终极解决，并不在于人类社会对自由的重视程度不高，而在于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不到位，在于追求自由的人们对自由的背叛。不仅一般人对自由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糊涂、非常鲁莽、自以为是的了解；就是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信仰自由的人也最终背叛了自由，他们或者放弃了自由，或者限制了他人的自由。用中国人的惯用语，人阔则变脸，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用法国人的话，他人即地狱。

　　三．文明进化与人身自由

事实上，我们的文明进化或文明成就均与自由相关。自由是文明的动力。生命的本真即自由，生命生而自由。不自由的生命，只会在进化的阶梯上止步不前，停留在本能状态，如中国人所说，如猫狗一类的性命而已。甚至不进则退，退化为没有生气的物类，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不肖子孙。

自由的人类乃万物之灵长，成为文明的发动机，并迈过必然之宿命，而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是美的，这种自由之美乃是一种宇宙逻辑。一个人如果不自由，而以为其言行美好，那肯定是傻美、非真实的；一个社会如果形格势禁，而以为其生活美好、科学和谐，那也肯定是一种虚伪，甚至充满罪恶。同样，一个边缘化的浪子、受囚禁的仁人志士，仍拥有着对其时代举足轻重作用的优美、壮美风采，因为他的心灵进而生存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之美，是人的欲望尤其世俗欲望无能理解的；美的自由，也是人的理性无能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不自由，勿宁死！”而康德为我们人类立言说，自由是跟上帝、不朽同样重要的三件事，只有这三件事在人生宇宙的本体界。

自由是一种美的状态，这种美构成了宇宙间的和谐。因此，我们从人类社会自身来观察分析文明的进化方向，我们就得研究人类个体的自由程度，就得了解我们自身的和谐与否。这种自由程度，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们从社会性上确立了很多标准，如意志、空间、权利，等等。在西方的自由一词词源里，自由或指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或指一种被解除了束缚的机会，或指没有国王的状态。在启蒙运动中，自由就多用来指称把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到了近代，自由被认为是一种必须借助于法律保障才能存在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拥有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贡斯当认为，独立是自由的第一要义，所谓自由就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权，是在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狭窄领域之外，给个人提供广阔的选择余地和广泛的选择机会。两次世界大战将文明内核概括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代社会通过教育、出版、公开辩论等途径，向公民提供一个历史上其他时代完全不可想像的空间，而将国家强制抵挡在这个空间的边界之外。哈耶克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就是：自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

但这些标准、自由状态总体来说是外在的，是人的社会关系或政治权利，是人的物性自由，或人的个体自由；甚至如前说，是匮乏时代思想家们的权宜之计，是对仁人志士或说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命定的写照。这些自由既忽视了人的生命感受，又忽视了社会整体之中的和谐均衡。这些自由观或关于自由的描述并没有触及到人的身心关系、人的生命状态，也未能触及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不用说天人关系。因为说到底，自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自由是自由人的自知和知人之明；自由是自由人从自己的身体出发，进而对人生社会、宇宙自然的健全感知。因为说到底，国家社会同样是一个有机体，全球化是一个有机体；制度、地缘等等构成了这些有机体的身躯，机构尤其是生命个体则构成了这些有机体的头脑、心灵或气血。自由就是指这些推身及人、推己及人、推人及全体的生存，一种动态的和谐及平衡。

就是说，自由应该是以身体为度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语）。身体是自由的基础，自由是身体的终极，人身之美即自由之美。身体之美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不同的标准；但其共通之处在于，人类从未承认一个病态、亚健康的身心为美。因为一个病态的身体绝非自由，处于亚健康的心理难以自由。身体之美，由眼神、活力、生气、言行与外界的和谐关系等等构成，身体之美是精气神的统一，身体之美即精气神的和谐流动，一种灵性自由。

观察身心的自由，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身心的基本元素：精、气、神一类的均衡分布和和谐流动，是保证身心健康、充满活力的前提。轻盈而自由的身体不可能是沉重的、迟钝的、缓慢的。如果我们的身体之精气不能自由地流动，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病痛；人们常说，精疲力竭，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如果我们的精神弱了，我们就会昏昏欲睡；人们常说，伤神了，神不守舍，神经错乱，神思恍惚。

所有这些身心的基本元素无能和谐流动的结果，都带来我们身心的疾病、丑陋和虚耗。我们中国的医学更明确说，“气”乃人之精气，血脉之精髓。我们民间的说法则是，人活一口气。这一口气，若通和流畅则精气神极佳，若郁而不畅达则百病由此而生。如果在夜半时分，精气神集中于我们的大脑，我们就会失眠，而成为清夜扪心无自省、清议一无所得的虚无主义者。如果精气神集中于我们的生殖系统，我们就会成为阳亢者、性冷淡者、花痴或色鬼。精气神的流动是身体自由的前提，精气神的和谐自由是身体自由的表达。这种精气神的不能自由流动，必然带来身体部位的虚、亢。气虚者四肢乏力，脾虚者易得高压糖，肝脏分解代谢减慢及自由基的丧失导致高血脂，……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一个人的胖瘦、脸色、眼神、气力中观察其病情。

人类的这种身体病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能理解或享用自由，而放任身体对食色、时空、神的依附带来的。对食色的占有或享用可算是一种物性自由，对精气神的把握可算是一种灵性自由。自由即灵性自由与物性自由的平衡。对时间空间的依附则带来了幽闭症、荒漠症。重土安迁的生活是一种“马铃薯”（马克思语）式的自由，一种植物人的自由；游荡、往而不返的生活是一种“不近人情”（庄子语）的自由，一种动物人的自由。这两种生存分隔了天地、时空，只有人类的自由之子才可以平衡、贯通天地，并返回、加持我们的身体。这种贯通天地人三才的文明现象在传统中国被称作“王”，尼采也曾片面地理解过“王”，他激赏歌德时说，“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他未能全面理解自由与王者的关系：自由的本义即是没有国王的生存，或说无王而王、自主为王。因此，自由就是在这三才之间的平衡，中国人说过如何贯通天地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同样地，人的小康状态或说永远度过生计之苦的富贵状态，可算是一种个体自由；而社会上下两极的交流、和谐，两极分化的减小，跟宇宙自然的沟通，可算是一种整体自由。自由即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的平衡。……这些自由状态的任何失衡，都在彻底意义上带来了不自由状态，它们是掀起飓风的一只蝴蝶翅膀，是溃败千里长堤的一穴蚂蚁；这种不自由状态，不仅报复了社会整体、某个阶层，而且也报复了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身心的不自由状态，不仅带来了身体的疾病层出不穷，而且现代人也越来越失去了身体之美。我们要么大腹便便，要么骨感如柴，要么为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所苦无精打采……即使整容技术、医学发达到让我们成为明星脸、运动员的身材，并随时HIGH起来，但我们的傻美或伪美仍跟文明的美感相去甚远。

四．天下与自由之身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自由是宇宙生命力的和谐进化。在身体内部，这种自由之美就是灵性自由，是精、气、神的自由流动。没有这种灵性自由，我们的身体就处于被禁锢的状态，或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俗话说，没头脑的人如同行尸走肉，没有心灵的人如同木偶。事实正是如此，没有灵性自由，我们就没有意志力，病毒细菌极易入侵我们。我们就会成为疾病缠身者，或成为妄人，脑残者，人云亦云者。我们或是一时的种马，或者饕餮之徒，或是性冷淡者，阳萎症患者，厌食症患者。我们难以跟异性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分享生命的完善和进化，我们难以跟朋友分享人生的经验，成全人性的美好。

在身体外部，这种自由之美即是中外思想家们再三致意的生命权利，走路权（迁居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吃饭权（免于贫困的自由），等等。如果没有这种物性自由，我们就处于奴隶的生存之中、处于类人孩的被管理镇制状态。如果拥有这一物性自由，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一自由，即以灵性自由来看待、校正、平衡物性自由，那么我们就只是暴发户的同义词。比如，被允许走路的人们就会在路上挤做一团：今天人类的交通拥堵，所谓一种丑陋之极的肠梗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无知也无能于走路的权利。而被允许说话的人们就只会大鸣大放大字报，将表达自由变成了众声喧哗，也是一种口水、噪音之类的丑恶表演。被允许吃饭的人则迅速从营养不良者变成了肥胖症患者，从一种形象丑陋跳到另一种丑陋形象之中。交友权也成为人们党同伐异的借口。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当人们的生存没有多少自由，人们难以自由迁居，并只能心向首都、人生事业归顺于首善之区时，一个国家或时代社会的精气就集中到了其身体的某个部位。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共同体的头部或面部。这个共同体的状态不会是均衡、匀称、优美、有力的，而是头重脚轻，东重西轻，南北相轻，甚至如毛泽东引用过的中国民谚：嘴尖皮厚腹中空。这个国家的病症人人都看得出来，比如高血压、面瘫，这个社会的现象人人也看得出来，如千疮百孔，四肢无力，从头到脚长满脓包。政治学术语称此不自由的共同体为专制国家、专制社会、专制时代。

专制国家的个体成员，无论上层精英，还是下层百姓，都不会获得身体的自由；即使在岗或下岗的政治家，也无能自由地说话、走路（比如胡锦涛先生，高而无众；比如江泽民先生，贵而无位），即使精英百姓，也不能自由地吃饭、信仰（比如学者，仰人鼻息；比如市民，等人施舍）。这个国家在生产和生活资料上再难给文明提供新的东西，在观念和精神上再难为人类文明服务。这个国家的生存状态，就只能是病夫治国、疯子当政、傻子弄权、骗子自负。这个国家的生活，就只是自导自演、光荣孤立，或募仿着生活。这个国家无论如何繁荣、热闹、黄金遍地、“流奶与蜜”，但艳若桃花，不过是红肿之际，美如乳酪，不过是溃烂之时。这样的国家是脆弱的。革命家如宋教仁们深谙个中道理，他因此提出的击其腹心方案，最终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所证实。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老子说，“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可以寄天下矣。”天下跟身体异质同构，没有对身体自由的重视，就不会珍爱天下；没有对身体自由的重视，就不会真正爱国。一个囚犯不会爱国，一个双规的官员不会爱国，一个一无所有有待救济的愤青不会爱国。爱国也只有在爱自由的前提下才有意义；现代国家乃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以才值得人们去如爱家园乡土一样地捍卫、珍爱。否则，喧嚣一时的爱国主义或国家言说不过是三帮学者的捣浆糊，是政客的欺人之谈，是骗子对傻子的革命，是流氓的遮羞布。孔子绝意必固我四者，其旨相同。孔子更详细描述人生不同阶段的身体感知，而立、不惑、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以说明天下人的生命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传统中国如此深味自由者非止老孔等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身体性贯通、以便“王天下”乃是中国特有的易道逻辑。易道逻辑有着对自由本体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得中国文明深味变通自由之重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最普通的民众都明白自由的可贵，“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都知道爱自由的伦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一次城市化是短缺时代的自由追求，“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人类的二次城市化则是丰饶时代的自由深化，即郊区化使人身可以亲近更多的土地、阳光、雨水……而畸形的城市化扼杀了人的自由，如中国的一次城市化即是官家化，治市民如治农民；二次城市化即是私有化，对郊区土地、山水的掠夺，将中国的自然变成虫子们的天下。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单向度地流入官产学上层，而不能回流回向，这个社会的两极分化会严重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富贵起来的阶层以稳定的名义扼杀自由，尤其扼杀平民的自由，更不用说布施于平民大众，那么这个社会的失血或充血会严重到什么地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藏富于民、开智于民、还权于民，而是强化阶层意识，那么这个国家的精气神就会被堵塞、沉积、变异。这个国家不可能对国际社会有真正的贡献。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国家具有这样的功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这种自由国度真正可以使文明的进化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

如同爱，如果我们的身体不能跟异性创造美妙和谐的境界，我们就不是自由的，我们的生命非本真自然，我们只是鳏寡孤独者，是不能爱也不能被爱的绝物，是有待救援、需要温暖慰藉的病人。有机体的专制国家、社会和个人也是如此，他们自成独夫民贼，不能跟异端、异己者建立和谐的关系，不能尊重他人的自由，自身也不自由。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传统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不自由的表现，其中多是独语、译语、谬托知己式的个人见解，是抛开文明背景和价值参照下的“心得”。国人对他人文明的蔑视、敌意，对中国传统的总结，对中国模式的自言自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妄人无知的阿Q胜利。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大人先生、肉食者、成功人士多失去礼仪、性情、道理的今天，在他们多成为虫子寄生于平民大众的劳动成果之上的今天，在他们都忙于治疗抑郁症、精神紧张、身体三高症的今天，他们仍不知羞耻地要扼杀平民大众的自由，扼杀别人的生存自由反倒指责别人颠覆、煽动、无知，仍不知羞耻地要“为万世开太平”，要再度救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要和谐世界……实在是反自由、反人类社会。这种蔑视生命的“反人”（萨特语）现象，即使我们最仁厚的易道逻辑，也情不能已：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当国家主权不能弱化，仍成为人类及其资源自由流动的壁垒时代，人类的各种危机难以最终消解。帝国如罗马总是以末日的形成结束了一轮危机，东方的帝国则多以地方造反的形式结束一轮循环。这种文明整体的非自由状态，使得从外星人的眼光看来，人类重病缠身。想象罗马末日的狂欢，而城里的奴隶、外省的人民仍为饥饿所苦，我们就明白，天下虚胖所将付出的代价。

　　五．以自由看待中国

一个国家的自由度越高，它的新陈代谢等功能也就越健全，它的活力、生机也就越突出。否则，这个国家的发展无论如何快速，如何立竿见影，那都是杀鸡取卵式的，是牺牲了自由，事倍功半、代价极高的。比如我们自豪的国家可以办几件大事，但这种举国体制却是消化不良的典型。我国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１１％，但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仅相当于日本的１０．３％、欧盟的１６．８％、美国的２８．６％。２００３年，在全民消耗的１７亿吨标准煤中，有４亿吨标准煤是白白浪费掉的。这类似于一个虚胖症患者每顿饭量惊人，却多是白吃了。据测算，中国大陆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0。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自由度是如何地低弱。

我们自称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我们似乎“风景这边独好”；但一个十数亿的东方大国，至今仍承受着春运的压力、假日经济的压力，平时仍上演着三两个人也会在十字路口挤做一团的闹剧，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走路、排队。我们仍在开会时混脸熟、混时间，在聚会时势利媚俗于一、二人的一言堂，附和那种成功精英的口吐真言或娱乐式做秀，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结社、集会。我们要么营养不良，要么营养过剩，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吃饭，仍停留在口腔期。我们从中山装到毛服，到唐装汉服西装的混杂，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穿衣。我们总是自炫聪明地贬低我们的朋友，咬牙切齿于我们的敌人，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交友。传统中国的自足自信是失掉了，我们也失掉了身份认同、吃穿住行的自信和认同。

以我们社会最自由的资本元素为例。在我们社会，即使横冲直撞的官家、眼球率极高的戏子、爱热闹的商人或文化人，都比不上资本的力量。但资本在我们社会的集中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三十年的改革，官产学标榜了一个世代的招商引资，在我们绝大多数地区，资本仍未填平富裕者与匮乏者之间的鸿沟。资本作为现代社会最活动最自由的元素之一，如同人身的气流、血脉，流遍肌体的全部并周而复始。但资本从未抵达至今“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的中国，从未抵达农耕、游牧状态的中国，很少抵达草泥族的中国，很少抵达极需要养份的文化中国。无怪乎一个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以旅游者身份到中国旅游，感叹大陆中国跟台湾地区相比，要落后三十年。

中国确实富裕了，但中国的富裕是脆弱的，中国的富是一种失教的暴发户状态，中国的胖是一种虚胖。中国倡导的时代主题：戴表、河蟹、稳定、不折腾一类，跟人类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背道而驰。中国社会从外在环境到个人形象，既丧失天真、自然，又无能自立，反而败坏、退化。这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活在今天不再有青春活力、有自由之美的原因。80年代的新一辈，今天多在身体上发福、臃肿了，或肥头大耳，或猥琐，如獐头鼠目，头发稀疏，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笑得程序，步履蹒跚。这些富贵起来的人们，再难向公众展示其身体之美，其自由之美。更不用说，先富带动大家一起富裕，跟民胞物与担当、同事。相反，他们成为虫子一样的寄生者，成为后半生耗尽同胞和人类资源的作威作福者、纵欲者。因为他们丧失了灵性自由，而把自己估作高价卖给了物欲，从而堵塞了身体精气神的和谐自由。

这也是度过了短缺经济之后的中国再难有正向活力的原因。中国的“自由基”分子，早已是自由的敌人，因为在中国，只有他们有所谓“横冲直撞”、“无法无天”的自由。那些说我们中国投资环境自由、信仰自由多元的官员；那些说我们中国言论、出版自由的商人；那些说我们中国政府伟光正，含泪帮凶、含情帮忙颂扬、含笑帮闲，规划未来并痛斥弱势者的愤懑、添乱、折腾的文人，都是这种邪恶的“自由基”分子，是我们中国人自由的敌人。他们如自由基在身体中所具有的破坏作用，而败坏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心态环境和世态环境的美丽。这些自由基，掠取了绝大多数的资源，据说，我们的宝贵的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据说，我们的财富掌控在五百个家族手中，或掌握在一百多个政治经济板块那里。这一切，我们普通的中国人知道而暂时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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