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唐书

十几年前，我无意中读到了张元济先生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他的名字是和商务印书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只要稍具中国现代出版史的常识，商务印书馆的大名是不会不知道的。

《中华民族的人格》是一本只有十几万字的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于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五月。这样一本小书竟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多次重印。侵华日军惧于它的影响，曾对其发出过封杀令。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张先生编撰出版这样一本书，是试图以中国的传统和古训来激励国人维护民族的尊严。在《编书的本意》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古来的圣贤，都有很好的格言，指导我们。在书本上，也有不少的豪杰，可以做我们的模范……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忠，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子说是大丈夫，孔子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不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其苦心之切切，至今让人掩卷长叹，为之动容。其实，小书所收录的九个人物，材料都取自《史记》、《左传》、《战国策》，子路、荆轲、田横、聂政、公孙杵臼等其人其事，也都熟悉。其中有些篇章，如“荆轲刺秦王”等，还是中学课本长期以来的必选篇目。但以前这些人物却从来没有引起我心灵的震动。究其原因，在于以前从中接受的只是知识，而不是文化；只是把它们作为学习文言文的范本来阅读，却从来没有将其和“中华民族的人格”联系起来思考。张先生这本小书，在我的心中复活了两千多年前“我们先民的榜样”，让我感受了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人格”的伟岸。这本小书也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

我们曾经一度把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农民起义史，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暴力和血腥。阶级斗争使我们的每一个国民都一度变得疯狂。

在我们的当代影视屏幕上，则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大话”“戏说”，许多很庄重的历史文化题材和经典文艺作品被演绎成了一幕幕的滑稽剧。尤其是普遍存在的帝王崇拜和权力崇拜。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电视剧《雍正王朝》却把他说成“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的英雄。

电视剧《汉武大帝》片头插曲肉麻地赞扬汉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而且一开场就让司马迁在刘彻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高呼：“万岁圣明！明见万里！臣就是一只小蚊子，鼠目寸光……”显然，司马迁的形象在这里被歪曲、被矮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拍过的一部电视正剧《汉武帝》，里面也有这样一幕开场戏，但在精神上低头的不是司马迁，而是汉武帝刘彻。他对司马迁说：“你，是天下唯一一个不曾从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解读的同样是历史文化题材，但在上一个世纪，是一个政治权威向一个历史良知表达敬意，而到了新世纪，却让一个历史良知跪伏在一个政治权威面前自我作践？

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人心的危机，上述即是这种危机最直接的反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其中，“人心的改变”最关键。人心的危机解决不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也不会使中国崛起。

人心的危机来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断层，首先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五四”文化传统的断层。这里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正面的、光明的东西，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的、阴暗的东西——集中积淀在帝王文化中，并没有断层；不但没有断层，而且在现代得到了膨胀。所以，要拯救人心的危机，必须回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去寻找。

带着这样一种愿望，仰视中国历史文化的星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光明。仿佛触电一般，我突然有了一种通达性天、顶天立地的感觉。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深刻的悲哀；长期以来，我们何以陷于帝王文化而对先民留传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东西闭而不见，视之为糟粕，弃之如泥沙？

回望历史，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士这个阶层，活得最有尊严、最有人格、最有贵族气、最为大气。读《左氏春秋》、《战国策》、《史记》，我经常会感到一种“春秋人格”的存在。那是一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其为人，无论公德私德，都有自己坚守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尺度，且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管鲍之交”，“高山流水”，“晏子不死君难”，“唐雎不辱使命”，“赵氏孤儿”，“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信陵君窃符救赵”，“鲁仲连义不帝秦”，“田横五百士”……其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一个个人格的雕像，具有永久的魅力。

先秦之士，尤以国士最值得称道。所谓国士，都是一些“铁肩担道义”的人。他们或为文士，或为武士，都能把天下安危系于一身。他们既有坐议立谈的辩才，也有临机应变的干才。国士也就是孔子说的仁人志士，孟子说的大丈夫。管仲、晏婴、乐毅、孙武、范蠡、屈原，以及唐、荆轲、鲁仲连等等，都是这样的人。先秦时期的国士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确立了一个精神高度和人生高度的坐标，具有超越历史的感召力。

两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定型期。汉承秦制，但文化上主要传承的是楚文化，同时又融入了道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本真狂放，情感热烈，心胸开阔，气派雄沉，资质悲壮是两汉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司马迁、李固、陈蕃、范滂等汉末名士以及诸葛亮（诸葛亮虽属三国，但从文化范畴看，应属刘汉，而非魏晋）等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通邑大都，传之后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文化上的贡献固然在《史记》，更在他的这样一种人生追求，他的以身殉学术的伟大人格。汉末名士清议以及由此引发的党锢之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重要篇章。以李固、陈蕃等为代表的一批理想主义的儒学名士以澄清天下为志，干预时政，在国事日非的东汉末年，形成了一股左右舆论的社会力量。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代。其慷慨赴死的壮烈，为后代许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正直知识分子提供了风骨上的楷模。而参与其中的太学生更为书生参政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则是名士政治家的成功范例。诸葛亮既是道德的楷模，也是智慧的化身。

魏晋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又一个大的变局，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完全另类的心灵世界和人格世界。由于“世无英雄”，统治集团只剩下了虚伪、腐朽和丑陋，官方意识形态不再有向心力，由此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多元。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从反面刺激了“人的觉醒”，于是，一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完全不理会冠冕堂皇的教条礼法，一味放任性情，自由自在，被后人称之为“魏晋风流”的人生范式出现了。“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是西晋的阮籍、嵇康，东晋的谢安、王羲之、陶渊明等人。魏晋人物追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逸的内在人格。他们既纵情享乐，又满怀诗心哲意，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药、酒、谈玄论道、山水景色……与他们相伴，如影随形。魏晋人物的超凡脱俗的贵族气派和风姿为那个黑暗时代留下了“遥远的绝响”。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王朝中最具人的气象的一个朝代，是真正的国强民富的盛世。唐朝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篇章，开放、多元、激情、理性而又浪漫。对外开疆拓土，大展国威，成就了唐太宗李世民“天可汗”的伟业；对内君臣一心，励精图治，终成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其中明君如李世民，名臣如魏征、狄仁杰以及中唐的李泌等，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积极因素的集中体现者和范本。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再就是文化多元。唐代南北文化交流密切，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不只是商业通道，也是文化通道。伴随着“胡商”云集，异国的文化礼俗也受到欢迎，“胡酒”、“胡帽”、“胡乐”、“胡服”……成为一时之风尚。这是一个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为国建功立业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激情和想象充溢在社会氛围中。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文人们也绝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的不男不女的样子。“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以气义。”——李白的自画像是那个时代士人们的共同写照。大唐气象的典型代表是唐诗。唐诗多彩多姿，气象万千。或青春张扬（李白），或沉郁顿挫（杜甫），或豪迈壮丽、虎虎生风（边塞诗派），或优美宁静、意境幽远（田园诗派），或胸怀高蹈、独领风骚（《登幽州台歌》），或漂亮明快、寥廓神秘（《春江花月夜》），或情意绵绵、一唱三叹（李商隐）……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高度，人的精神的自由和心灵世界的丰富。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朝代，国衰而民富，兵弱而文昌。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中国帝王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是“马上皇帝”，是靠枪杆子出政权的；但得天下后，却“兴文教，抑武事”，而且，“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王夫之：《宋论》）。这一重文士的皇家取向，很快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重构了一个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并很快造成了一种明显的文化风气。如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岳飞、朱熹、文天祥等等，一大批文化标志式人物相继出现。书院文化也出现高峰，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不但是书院教育的范本，而且对之后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朝是中国皇权**王朝中最后一个汉族政权，极权**空前强化。在皇权**的棍棒下，知识阶层的心灵备受摧残，但正统士人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其典型代表是东林党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对邪恶力量的抗争，是正统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动员和反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感天地泣鬼神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力量。明朝也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末期，社会已经开始酝酿着重大变化，另类的文化思潮和人物业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力倡个性心灵解放的李贽。明亡于清，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中，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格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大变局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子也放射出了光辉，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等秦淮名妓以其才貌与人格的美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舞台上演出了一曲千古绝唱。

“五四”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又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中国的现代化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成功，其深层原因是人的现代化问题没有解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精神——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最核心的东西是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

五四运动是一个涌现新的文化巨人，确立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系统的时代。以五四精神为底色的现代价值观念和文化品格得到确认，并进入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生活，成为人的现代化的一种基本文化趋向。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和胡适。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伟大奠基者。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超轶政治”的教育思想领导北京大学，使北大变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并因此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中国历史。通过一所大学，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这在世界所有大学的校长中，没有第二人。从文化品格上看，蔡元培更具有独特性。他是近代和现代中国唯一的适宜于调和中西、折中新旧的人，是中西新旧各种人物和派别共同拥戴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这真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悲夫！

陈独秀则不同。陈是意志刚烈、“一峰独秀”的革命家，具有一种以身殉道的烈士情结。他勇敢、坚决、顽强，而且思想激进，具有叱咤千军、所向披靡的威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思想的大炮猛烈地轰炸着旧营垒，率领千军万马夺取了胜利。陈是“终身的反对派”，他骄傲地宣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反对国民党，自然不为其所容而身陷囹圄；国民党试图利用他，许以高官，而被其断然拒绝；他批判斯大林主义，却对中共从来不出恶声，只是坦率地陈说自己的歧见。最后贫病交加，寂寞离去，为历史留下了千年一叹：“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陈独秀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对于他的功绩、思想和人格，历史自会有其公论。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宁静、平和、清晰，然而软弱。因首倡白话文学，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新文化启蒙运动而“暴得大名”，但其思想主张和态度却是温良的。胡适自云：“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的一往无前的定力……（胡）态度太平和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需经过十年的讨论和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恰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以学者之身参与时政，对政府取合作态度，而又保持距离，持适当的批评立场。胡主张“全盘西化”，终生信奉人权、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念而矢志不渝，但自身又坚守传统道德。胡去世后，蒋介石挽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较之陈、胡，鲁迅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只有鲁迅才是最清醒、最深刻的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个性和文化个性既不同于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胡适，也不同于慷慨激烈、横扫千军的革命家陈独秀。清醒和深刻使他看透了国民的劣根性和现实的一切，以致几近绝望，却又孤独地愤然前往，试图在荒原上走出一条路来。他是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其思想充满爱憎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背负着现实的黑暗和苦难，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坟，上下求索，以他那特有的冷峻的目光洞察着人世间，揭露着国民的麻木和虚伪，时时用冷冰冰赤裸裸的真理刺激和惊醒着人们。鲁迅让我们看清了民族肌体和心灵上的病灶，因为他的存在，我们这个民族才可能从麻木中睁开眼睛。

在中国现代文化——心灵史上，蔡、陈、胡、鲁的位置都有其不可取代性。他们的思想个性、文化个性各不相同，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聚合为一个完整的“五四”，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洋洋大观、和而不同的新的文化气象，而这，才是中国现代化中缺少的最重要的一化——人的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文化，说到底是人化，是以“文”化人，为人性，为人道，为人格，为人伦，为人气，为人心。它只有进入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才能实现其价值，才有意义。所以，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要得其灵性，就要瞩目那些具有精神高度和文化特质的典型人物（历史人物或者艺术典型），以及与之相关的事典和文典，即美人，美事，美文。

郁达夫谈到鲁迅之死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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