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载明

《论语》的颜渊篇中有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要充足，军队要强大，老百姓要相信国家。”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说：“如果不得已再去掉一项，那么在其余的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要死，如果老百姓不信任国家，国家就立不起来了。”

    于丹这样理解孔子的话：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 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 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 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辞源》里认为：信仰就是“信服尊敬。”《辞海》这样解释：信仰是指“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我以为《辞源》《辞海》里的解释是科学的。前者要简单抽象一些，后者细致具体一些。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到，人们信仰的对象是一种精神或主义，是非物质的东西。人们其所以对某种精神或主义信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精神或主义是真理。而真理具有永恒的价值，具有安慰人们的灵魂、唤醒人们觉醒、鼓舞人们的精神、保持人们良好的心理状态、告知人们怎样生活及生存的作用。而国家具有这样的作用吗？

什么是国家呢？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机关。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到一定状态的产物，其文化意识之根是私欲在推动，其制度是为了维护某一个群体的利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剥削制度和阶级被铲除以后，国家就不会存在了。
    

国家的组织形态不仅体现了社会精神的集聚性，也体现了社会物质的抽象性，是精神和物质的具体组织、聚合与运用。也就是说，国家不是纯粹精神的体现，也不是纯粹物质的体现。国家的构成相当复杂。
   

 而一种主义或精神，它比较纯粹，相对独立于与人们经常关注的具体物质实体之外。具体的物质实体只能属于一定的人或一定的人群，但主义或精神可以放之四海皆可用。只要你愿意用，不会受到“专利”的阻拦。
    

这里告诉读者，至少有三点理由告诫人们不能说“信仰国家”的话，第一是国家不是精神或主义的东西；第二是国家是个工具；第三是国家不可能永恒。
如果按于丹的理解去信仰一个工具，不仅改变了信仰的概念，而且把人降低到跟一般动物一样的水平上，甚至还不及有的高尚的动物。如有的动物伴侣死后，它永不另娶或另嫁。说明这些动物也有一定的精神追求。再说，将来国家消亡了，人们对精神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类的信仰是永恒的。
   

 《论语》中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信”这个字（词），但似乎都只能做“信用、诚信、相信”等意义解读，没有按“信仰”解读的地方。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学而第一》）这里的“信”就是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第二》）这里的“信”就是信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 （《雍也第六》）这里的“信”就是相信。
    

诚然，一个国家如果能兼顾各个不同层面、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能够基本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保证它所管辖区域的人群安居乐业，那么，这样的国家是值得赞赏的。固然，国家也表现出一种精神力量。但这种精神力量可变性很大，往往随着政治的需要而改变精神力量的性质。
    

国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国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原因（道德素质、才能，管理制度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现实状况），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坏。如果一个国家变坏了，你还要盲目信仰它，就大错特错了。
    

按于丹的说法，生活在清王朝时代的人，是应当信仰腐败的清朝的，因为清王朝是国家；生活在“蒋家王朝”时代的人，也可以信仰中华民国，因为蒋介石管理的中华民国也是国家。
    

我们看，于丹从思想上在把中国的民众向什么方向引导？是不是在愚化民众和奴化民众呢？这样的思想传播对中华民族是有益还是有害呢？答案难道还不清楚吗？如果人人都按于丹的“教导”去做，难道不会出现“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的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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