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梁

遇罗克活到今天，应该是花甲之年了。可他仅活了27个年头就被强行剥夺了生的权利，而他所犯的“罪”，也仅仅是因为他的大脑在思想。当然，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思想的年代，

遇罗克向社会表现出他也在思想确是属于“犯罪”，但严格地说，应该是“犯上”。

我个人认为，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真正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地定“思想罪”的时代只有两个：一是处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接口的欧洲，当时因地理的发现和科学的进步，使一些学者的思想产生了超越时代的飞跃，这为宗教教旨所不容，所以就产生大规模的迫害，其中最具野蛮和残酷的要数宗教法庭；另一个便是苏联肃反时期和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由于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背离了权势者的主义和思想、或理论和学说，这为意识形态所不容，所以就引发了各种名目的人身迫害。两个时代虽然相距500多年，但“思想罪犯”的结局却是相同的，或死刑、或监禁、或流放，在中国还多了隔离审查和批斗大会两个内容。而一俟处在非常时期，对“思想犯”的量刑尺度还远甚于那些刑事犯，几乎没有什么“宽大处理”的可能，因为一切都要服从形势的需要，对待“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所以可判可不判的，判；可杀可不杀的，杀！很悲惨，遇罗克正好是碰上了那个非常时期，终于因“思想抗拒改造”而被“立即执行”了，而且宣判书上还说他“民愤极大”。

不过，我臆测这个“民”大概只是几个人而已。

我曾在遇罗锦回忆哥哥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文字：……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包括哥哥）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这样的场景描述我很熟悉，因为我童年时曾上百次地莅临“批斗大会”现场，很恐怖，至今令我心悸。我还亲眼看到过枪决“现行反革命”，那是在上海川沙体育场的一个靶场上，那人行刑前的遭遇和遇罗锦所写的毫无二致，也是被“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下去”。

据说，遇罗克在遇难前曾出奇地镇静，他“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

据说，遇罗克临刑前曾异常暴烈，他“拼命地挣扎，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

我以前不理解这两种矛盾的行为，直到今天，我才从尊严和生命的双重意义上读通了烈士的镇静和暴烈，前者是正义对野蛮的蔑视；后者则属人性本能的抗争。但无论是镇静还是暴烈，我都认为是值得称颂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只有那种思想深邃、信仰坚定、心灵高贵的人才有，这不是什么“血统纯正”或是“思想教育”所能培养出来的。

今天，社会进步了，已没有人再去谈论什么“血统论”了，那些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连它的涵义也搞不清楚了，至于上医院看病先要被盘问是“什么出身”的荒唐更是成了历史笑料。但是，很多国人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社会进步”，曾使遇罗克、王申酉、顾准等思想先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启迪了我们的心智，增强了我们鉴别真伪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今天对这些先烈最好的怀念不是义愤填膺的谴责，也不是悲天悯人的感伤，而是扛起他们曾经高擎的探索真理的大旗，坚定地、大踏步地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

400年前，乔尔丹诺．布鲁诺在临刑前说道：“如果愚昧无知者的法庭吓唬你，企图消灭你珍贵的事业，你一定得坚忍不屈，不要失掉勇气，甚至于不要退步。因为，有一种会辨别光明和黑暗的、理性和崇高的法庭，以及不可利诱的证人和辩护者将为你的事业而再生”。窃以为遇罗克们的死，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不可利诱的证人和辩护人为你的事业而再生”！

追求真理者永垂不朽！追求真理者的思想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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