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然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后已经做错了很多事，社会主义改造有知识分子的论证、反右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亩产二十万的也有知识分子的鼓吹、“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也逃不了干系。坏事做了不少，人死了很多，可却很少发现当时亲历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忏悔，他们在罪责面前集体失语，好象事都是别人干的，与知识分子没什么关系，这是为什么？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应该是知识分子好好反思的时候了，我这里只是做抛砖引玉式的分析。

中国知识分子较少忏悔的原因的粗略概括有五：

一是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宗教。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他律，道德是自律，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有外在的宗教和内在的道德。这样，一个人做了错事、坏事就会受到外在的上帝律令的惩罚，受到内心道德的约束。可能通过忏悔获得心灵的安宁与救赎。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没有什么忏悔。尤其是建国之后，宗教成为真正的异端，受到严重的破坏，（并把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这个观点就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种观点实际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鲍威尔的观点，据我看的不太全的马克思书里面，马克思对宗教是持肯定态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信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信宗教，信宗教，就不能信马克思主义，而信马克思主义，又较少研究马克思本真的思想，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情感的缺失。

二是扮演真理角色。由于中国没有西方爱智的传统，没有西方的经院哲学的传统，没有西方思辩的传统，没有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没有对理性不及的认识和信仰，没有西方那种上帝是全能的和人在上帝面前的无能与谦逊。知识分子总是以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为使命，很少有对真理自身的审视。也就是说，犯错误都是别人的，与真理无关，与宣传真理的知识分子更无关。

三是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权力的婢女。中国历史有读书做官的历史传统，读书不是目的，是手段，当官是目的。形成了知识不是本位，官才是本位。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就在于一旦金榜题名，官位自然而至。知识为官服务，知识没有独立性，知识分子为官服务，没有独立性。所以对知识的反思，对知识的信仰没有确立起来。知识只信仰权力，成为权力的奴隶。如果把时间段简化为建国前和建国后，建国前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具有独立性，如鲁迅、胡适等人，建国后有人提出鲁迅还活着就有了一识大体不说话二就可能在监狱里面呆着的让知识分子惊惧之论。此后的知识分子连婢女都做不得，只能臣服，犯了错误和伟人有关，与我无关。

四是没有自由。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哈耶克的观点是：有自由才有责任，没自由就没责任。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权利本位，而是义务本位。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自由，普通的民众只有担不完的义务，没有担当责任。同理可证，有宗教信仰自由才有与其相关的责任，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没有相关的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参与了各种迫害人的运动，却较少有忏悔。（从这个意义上讲，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对他的经历作了忏悔，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对他的过去不应该苛求）其重要原因是没有自由。

五是有了自由也逃避。对此，弗洛姆曾经对此有心理分析。他认为专制社会人们即使有自由，人们也会逃避自由，逃避自由的好处可以在专制这棵大树下获得暂时的安全，还可以逃避责任。（当然，专制是最不安全的，所以孟德斯鸠才说限制权力是为了获得安全，自由就是一种心境平安的状态。）这种观点对于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同样适用，看一看“文化大革命”郭沫若的表演就知道了，他在国民党时期是个自由斗士，到了毛泽东时期为了保全自己，连自己的基本人格都彻底抛弃。

没了宗教自由就不会有忏悔的责任，扮演真理的角色就不会有错误，没有错误哪来的忏悔？没有知识的信仰何谈对宗教的信仰，没有宗教信仰，或者即使有了宗教信仰也不是自由的信仰，不是自己自主的选择，也就不会有忏悔的意识。忏悔意识的回归，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这个社会必须得有自由。没有自由，谁都不想也不会负责任。目前中国消费主义盛行、享乐主义盛行、犬儒主义盛行就是无宗教自由权利无忏悔责任和意识的表现，正所谓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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