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苏州博物馆为庆祝建馆50周年，特别举办了“景仁怀德——苏州博物馆建馆50周年捐赠文物精品展”，展出了200多件社会各界捐赠给苏州博物馆的文物；同样，广州博物馆也在建馆80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感怀邓又同”的专题座谈会，以纪念广州博物馆“最重要捐赠者”邓又同……近来，民间捐赠的实例一桩接着一桩，然而，这看似热闹的捐赠背后，却有不少国有博物馆的负责人感叹：虽然每年都有收藏者向博物馆捐赠收藏品，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民间捐赠的数量却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这可以从200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为了表示感谢和尊敬之情而设立的景仁榜上看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虽然捐赠文物的人数达到700余人，但现在却以每年20%的速度递减。在民间收藏越来越红火的今天，为何民间捐赠反而越来越少了呢？

 

　　今非昔比

 

　　对于博物馆而言，民间捐赠的意义可谓重要，它是博物馆收藏的重要补充，是博物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也是衡量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之一。纵观国内各大国有博物馆，民间捐赠收藏品占据了重要一席。

比如上海博物馆，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民间捐赠成就的一家博物馆。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生前曾对媒体说：“如果没有民间捐赠，就没有今天的上博。”在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品中，不仅有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无偿捐赠的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这件中国粉彩瓷器艺术最高水平的藏品，让海内外不少知名博物馆“眼红”；还有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西周青铜重器大克鼎，正来源于著名收藏家潘达于先生的捐赠。除了青铜器，陶瓷器、书法和绘画这些门类，也都离不开民间捐赠者的身影。

 

　　不过，不难发现，这些国有博物馆的捐赠收藏品，大多数源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一次文物捐赠热潮。在这次热潮中，张伯驹、潘达于、郑振铎、朱家溍等收藏大家纷纷将自己的收藏珍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就拿文博大家朱家溍来说，他曾于1953年、1976年、1994年先后将父亲遗留的文物全部无偿地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避暑山庄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家张伯驹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平复帖》和《游春图》等国宝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股文物捐赠热潮一直持续至70年代末，之后，正如文博界许多人士所感慨的：民间捐赠开始“走下坡路”，捐赠景象已是“今非昔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文物政策的松动，收藏大有越来越红火的趋势。可是，当收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时，民间捐赠似乎被大众所遗忘了。难道是收藏者不愿意捐吗？

 

　　诸多不如意

 

　　关于民间捐赠，作为捐赠方的收藏者存在诸多顾虑，捐赠之后藏品能否得到妥善保管是收藏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收藏者有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近年发生的一些博物馆藏品受损事件更是为这种担心雪上加霜。

比如曾有媒体报道：2007年9月20日，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发生一级文物汉代王杖木鸠饰损坏事故；而在距甘肃不远的、号称“华夏钱币第一县”的宁夏西吉县钱币博物馆，馆内珍藏的近千枚铁币风化、氧化现象十分严重；2008年7月，开馆不到一年的湖北省博物馆新馆里的展柜中，就出现了粉蠹、飞蛾，虽然博物馆方面回应称展品未受到损坏，但依然引起人们对于博物馆管理混乱、保管不力的担心。

 

　　在许多收藏者看来，博物馆连自身的文物都无法安全保管，更何况捐赠的收藏品了。与其是这样“被保护”，还不如自己保存或者转让给其他人。

 

　　另外，文物捐赠还常常遭遇“法律官司”。2000年8月24日，浙江嘉兴收藏者俞先生将自己精心收藏的496件史前文物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然而，当地文保部门却认为，这一举动不属于“捐献”，而应视为“主动上交”。理由是俞先生多年收集出土文物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此事一出，立即引来社会舆论的讨论，很多收藏者也开始掂量自己的收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时会不会遭遇同样的问题。

 

　　然而，在民间捐赠这件事上，博物馆也有自己的苦衷。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曹清表示，国内大多数博物馆都能很好地保管藏品，损坏和丢失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也承认，国内有些博物馆在保存条件方面比较弱，有些管理人员的意识不强，所以才会造成此类事情的发生。上海博物馆教育部李明针对藏家捐赠的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想捐赠的人并不少，但是藏品质量却不高。而博物馆从自身保管和展览以及研究等方面考虑，希望现在捐赠的藏品最好是博物馆稀缺的。与过去相比，像老一辈那样的大藏家实在太少了。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捐赠者数量减少的关键原因还在于目前缺少对于捐赠藏品的认定标准。藏家认为可以捐赠的藏品，博物馆方面却“看不上”，而博物馆在接受捐赠时，同样需要一个认定标准来作为评判。

 

　　路向何方

 

　　面对社会征集和民间捐赠的重重困难，捐赠之路在以后要怎么走？

 

　　以香港收藏家张永珍无偿捐赠雍正粉彩瓶为例。此次捐赠，上海博物馆组织了盛大的捐赠仪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张永珍颁发捐赠证书，上海市市长韩正代表市政府为其颁发“白玉兰奖”。用上海博物馆有关人士的话说，这叫“给捐赠者最高礼遇”。或许上博的这一句“给捐赠者最高礼遇”将能解开捐赠难的死结，因为很多捐赠者感觉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博物馆等单位之后，博物馆等机构的后续工作却没能跟上。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到对捐赠者的回报行列。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为捐赠者设立了永久的“景仁榜”；苏州博物馆也在建馆50周年庆典时，对历年捐赠者进行一次集体感恩。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常怀感恩之心的博物馆，其社会捐赠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至于私人捐赠文物该不该有回报，香港学者谭先生认为，现在之所以私人捐赠减少，很大原因是没有明确规定奖励办法。法律上只有一个条例说明：“个人把重要文物捐赠给国家的，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或物质奖励”，这个规定其实相当模糊，很宽泛，不利于具体操作。而在海外，像大英博物馆，最早仅仅是一个私人捐赠的图书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是凭借数量巨大的私人捐赠，才使馆藏文物数超过100万件，由此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