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天黎的笔墨与精神

 吴彦武（美术史论研究者）

（原刊2010年11日27日《美术报》）

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毕加索能欣赏齐白石，反过来就不行，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乐家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我们的二胡演奏家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为什么？

           ——吴冠中

我一直主张“走进传统、务必反出传统”。走进传统就是深入地了解传统，反出传统就是不淹没在传统里，思想精神上和艺术实践中绝不囿于成法，仍能以独立的学术视野，大胆矫正对传统的僵化理解，自由开放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艺术的精髓，不断演进，充满生命神气。

           ——周天黎

创世的梦幻 180 x 95cm

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大变革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面对西学东渐的狂潮，受到普遍的质疑、抨击甚至破坏。中国画的发展除了拥有自身的传统之外，还不得不面对西方绘画的传统。

康有为认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他揭示传统绘画之不足，疾呼“合中西”来为画学开辟新纪元。

陈独秀也把美术作为整个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大声疾呼“美术革命”，要革“四王画”的命。此外，持这种主张的还有蔡元培、鲁迅等。

面对变革的大潮，具体到作品取向上，近代的艺术家大体分为两派：一是力倡引进西画之优来改造或改良中国画。如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二是坚决反对“中西合璧”“以西代中”，坚持中国画自成体系，代表人物是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前者在借洋兴中的险途中而终归中西融合，后者则在借古开今的路上而终归古今通变。从理论到实践，这是后来的中国画家两条绕不开的道路。

林风眠于1928年担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开始实践他合中西的艺术理想：“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尝试解决一系列问题：1、在西方光色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水墨的表现语言，将光、色、墨的矛盾调和；2、借鉴中国陶瓷瓶绘的线条语言，反叛传统文人画的笔墨线条，开创了新的传统；3、在中国化的艺术质地，移植了西方绘画的构成观、造型观和体量观，并形成自己的风格。著名美学家刘骁纯论述：林风眠在西方竞争精神和中国庄禅精神的层面上，合儒道而为一，在有为中顽强超越，化入无为而为。吴冠中，正是在林风眠接近终点的地方发现了自己的起点。

庄子曰：“畸于人而侔于天。”意指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文化高人，他们满腹经纶，或孤高狷介，或惊才绝艳，或狂放不羁，或身世坎坷，但恰恰造就了反映他们那个时代文化精神的艺术成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契机。艰难的时事中，在吸收、融合中外文化的艺术风格和价值取向上，艺术家们备尝艰辛。与林风眠、吴冠中这些追求中国现代艺术精神品质的大师们一样，梅心竹骨的周天黎正好走进了一扇历史的门，有着与前辈们类似的经历，包括承受过尘世的苦楚和悲怆，激越而肃杀年代里政治上的压抑和辛酸，颠坎过一条饱经沧桑的阴阳陌路。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被黑暗包围的年代，人性没有被黑暗所淹没，心灵之灯没有被扑熄，而是阅读黑暗，认识黑暗，穿透黑暗，成了一个追寻中国文化时代朝霞、期待命运大转折的精神牧夜者。周天黎说：“悲剧的意义在于对灾难的精神反抗。裸露中国文化的历史伤痕，是为了重建精神的家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也是一笔特殊的财富。”故“文革”结束不久，她从上海到英国留学再定居香港后，就以天才艺术家敏锐的历史直觉，以直穿宿命漩涡的自由之光，以对基督受难构成西方文化一个起点的历史思衍，用饱蘸苦痛的梦想，创作出了《生》、《不平》这些凝练着人文内涵、承载着民族痛史与精神浩歌、永远闪烁在中华艺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经典性作品，与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们》、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一系列浪漫感性、沧桑厚重、从深度和广度上切入历史的批判现实主义佳作一样，以大悲悯的情怀感化着受尽屈辱磨难的心灵，呼唤一种超越的精神和某种救赎的力量，在对人的存在意义与人文价值关怀的思考中，表达出对中国文明史基本问题的强烈关注，其作品不失为这个时代艺术的良心。

艺术理念上，周天黎以改革者开明进步的视角，没有罔顾西方文明的神髓，她既有对《易经》中“乾健坤顺阴阳和合”的反复咀嚼，又领略过康德美学、克罗齐美学、叔本华美学和尼采美学之奥妙，明白该从何处着手对西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她持续关注中西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响碰撞，从漫长的中西艺术发展史着眼，在对东西方写意艺术的深刻洞察和贯通感悟中，在多年前就提出16字主张：“中华元素、八面来风、文化创新、精神重建。”她的一系列艺术理论和逐渐形成的美学思想体系，都表明她不会热衷在历史的废墟间寻找昨天的落日，而是力图在借鉴西方艺术和发展中国传统艺术的两个张力之间，平衡自己的艺术探索，以更加宽博的胸怀和更高层次的思考去进行自己的艺术追求。

有着对生活体验的厚度和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深度，才能产生出对当代文化反省的力度。周天黎从小既系统地受过传统书画的扎实训练，包括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也有西方素描的扎实功底，并从事过多年的油画创作，包括对西方绘画与理论的研究，锻造出很好的学术基础，有健全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上世纪80年代初又游学欧洲并长期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似乎与这些经历有关，她的作品既没有完全倾向于西方的造型、体量、构成的挪移，又没有纯粹中国画笔墨逸趣的玩味。而是在林风眠和潘天寿两个传统中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和思而知之，嬗递突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独往独来，从文化意义上进行扩展、演变、融合与创新，生命当为笔一枝，心画巧借天心出，以艺术图式的张力与艺术观念的张力，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奇崛夺目的艺术景象，旖然潇洒，独具一格，沉雄恢宏，气势撼人，意理备至，情性通透，呈现出丰富的哲理与诗意之美，在这种十分高远的艺术精神的倘佯和漫游中，把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从形式到内涵进一步向前推展。

“积彩色调水墨”的艺术大演绎

十七世纪60年代牛顿通过光棱镜折射，发现白光本身内含红、橙、黄、绿、青、蓝、紫“七彩”，莫奈、雷诺阿、塞尚、马奈等人将此关系用之于视觉艺术，催生出了从传统绘画法则、学院派束缚中解放个性愿望的印象派。周天黎却将此色彩感觉和传统中国画中的焦、浓、重、淡、清之“五色”进行大胆的融贯，将色彩的运用同样视为一种笔墨语言，注重赋色的笔墨感觉和情感的表现力，创作时强调色彩与墨色关系，块面与线条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对比，一种势能，使其产生“积彩色调水墨”的双向互补、交融呼应的作用。

如作品《春潮》中，用浓重墨色与串串紫藤暖颜色做对比，并且枝丛还间有暖黄色。然后，中锋、偏锋、逆锋交叉使用，长、短、曲、直，横纵错落，润若玉、轻若纱、实若铁，叙述象征，东西形韵，整个画面是以迅捷又坚实有力的笔触遒劲地枝蔓笼之，宛如千舸争渡，万川海纳，并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呈现物象不同的质感和瞬间幻象，藤蔓的生息明快而又刚劲，一簇簇瀑布水流般的绿叶，表达出不可遏制的坚韧生命，彰显着自由意志，一嘟嘟的紫罗兰色泽的花，也从未回避凛洌和酷暑的激励，飘逸涌动，在充满音乐意境中迎接最美丽的春色。作品《璎珞天色》不但积彩斑澜，充满了闪烁的色彩和光线，又有健硕的直线笔势和柔韧的曲线笔势，左弛右鹜，疏密绞缠，极具张力。笔画与笔画的连接上，直线笔势形成折角，曲线笔势采用转笔的方法，连接形成圆弧，这些又采用了跳荡的光合驱动的笔势，以断续笔法、流动光感、绵延旋律使画面的全部内蕴转化为运动的状态，自然形成为与笔势、布局紧密相依的情感运动，演绎出一个个节奏，增强了画面的灵气。

还有，树杆枝桠的画法沿袭以书入画的传统，而且常常是逆势起笔，篆籀画枝杆，飞白画石头，但笔下的小鸟画法，却又是构成性的，符号化的。她绘画创作中所呈现的遒劲、率意与构成，不是在为作画而画画，而是表现了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万象，极具胆略地将笔墨意识从物化到人性化、灵性化进行深刻而彻底的转变。

经典意义上的国画作品并非仅仅是单纯的笔墨涂敷，还牵涉立像、捉形、布色、情思、渲染等方面的成功完善。如其画作《创世的梦幻》，用笔构图如徒手横空，刀魄剑魂，排兵布阵，奇、绝、颠、险息息相随，鬼斧神工。用色则纯粹而盎然、刺激而含蓄，画面四分之三是大片血红色的咄咄逼人的花，丰茂氤氲，呈现出画家对生命的渴望和灵魂被燃烧时的释放，又有一种骚动激越的情绪纠缠在压抑而明丽的色彩中。那诗性的脱笔而飞，那炫目的红，那神秘的绚丽，那揪心的凄艳，那发烫的摇曳，那淋淳的痛快，那意志的迭出，那叛逆的纷呈，那郁气的凝重，那狂飙的啸鸣，那火与花的纠缠，那花与火的沉醉，那缤纷耀眼的图腾，那刀锋上的舞蹈，那绝壁上的探险，那骚动大地的喷薄，那通向天国的圣洁燃烧，那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那高悬于天壤的历史叩问，那人类三千年进程的苦难辉煌，如传奇，如神话，犹如疾风从炼炉中扬起亿万个罡烈的灵魂花冠，也犹如凤凰涅槃时的最后焚化，印贴着印度诗人泰戈尔之言：“炽烈的火焰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死亡，也是我的花朵。”我感到在周天黎风华绝世的心灵意境里，在这位大画家的哲学信念中，用象征性的、超现象的寓言式的图景，表达着对整个人类死亡、信仰、生命以及人性善恶冲突等等重大主题的思索。这帧作品宛如灿烂燃烧的精神圣火，庄严地引导人类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去反省人类在时间中的进化意味着什么，去呼唤人类贴近生命的神圣感和高贵感。构图的艺术手法上，有形写无形，意象化的花瓣似乎从红色的海洋中升腾而出，上空则用刚劲线条勾勒出一只与之对立的秃鹰，张开翅膀慌张地注视着沸腾轰烈的烂漫。而起到画面奇崛张力效果是色彩的调试：色墨韵律，厚重浓郁，完整浑然，大气流贯。在作品中，周天黎反复强调的是色彩的整体配合与协调，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周天黎还展示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对结构知觉和墨彩知觉进行了极为粗犷剽悍的革命，让人隐隐领略到女画家在指向心灵的巨大冲突时，所面对的灵魂煎熬！她在爆裂性的痛苦中，以超现实的心灵图写，虔诚耕耘，旋天转地，时空被任意处理，色彩被大幅度的运动，情绪被放大到极致，在层次丰富、空灵透迭的色块、色理和色点的激昂交响乐中，烘托出物象的精神本质，孕育着穿越时空和历史的能量，产生出一种生命形式、体验形式与哲思形式的撼天动地的精神大展现！

天地人神的四维结构，凝固起时间的永恒，伟大的艺术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阐发出对人类历史命运的表现力度。这样表达人类主题的史诗性作品，所释放的冲击能量与美感魅力，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悚心身、动魂魄、生敬畏的震撼；这样富有审美特征的经典，如同凡·高燃烧的向日葵那样，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而那些诗意地栖息大地的艺术大师们，也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提示那深藏于万物中的神性。周天黎的艺术风格正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内聚性继续发展，诚如她诡谲瑰奇、玄妙莫测之语：“我的精魂仿佛从宇宙深处的使然中姗姗走来，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值物赋象，任地班形，只欲望去捕获大自然生命中的那种种神秘的升华……。”

观赏心读周画，感到她艺术创作中的这些体量、构成和变幻，以及那种充满象征含义的高度夸张变形，吸纳了心灵与梦想，流动着生命的奇观，这与这位具有先进思想的大师级的人文艺术家对人文精神的高度承载密切相关，它有似一股汹涌而动荡的激流，势似狂飚，排空而来，更一扫传统文人画体量孱弱和结体松散之流病，形成了周画之笔墨形态、笔墨美感和独特自我的“周氏墨彩逻辑”，这种将意象造型与现代精神融于一体的“周派墨色法”，虽然基于传统，但又远远超越了传统，是一位站在时代精神制高点上、经略民族文化复兴、具有天赋之大画家之大格局、大视野、大境界、大艺术之惊世大演绎！

大凡有成就的艺术家，无不是传统审美惯性的叛逆者，周天黎是一位独特的具有开创意识的大艺术家，她当然不会受惯常审美习惯的束缚，而是站立于大美寻源的基点，以大写意的笔墨精神，随心所欲地操弄七彩五色，纵横吞吐，挥写心中块垒。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她又在色彩、水墨、块面、线条、点和空间的运用上不断强化艺术家的主导思维，中西技法，相互激荡，尽情地发挥笔墨的创造能力，描绘抒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物象，并在表现自我的过程中追求无限的精神超越，以她深入古今中外的学理研究，以她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点燃起精神创造的激情与灵感，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水墨画孕育出一种具有人文建构意义的笔墨与精神，铸就着一个新型的中国画美学概论的思想体系。

以自己的“知”与“思”去体察社会现实

这个时代缺失一种伟大精神的导引，流失了一种走往精深博大的向度，由于内在人文精神的不在场，在价值大厦倒塌之后的笔墨游戏中，玩世不恭、平庸流俗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在恣意飞扬，泡沫下面却是一片废墟。“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上述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理应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大师们的衡量经纬，是艺术领域里最优秀的生命个体对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人文课题的自觉担当，因而，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不单是一种激情，更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周天黎是一位具有哲理思索的学者型艺术家，也是一位具有心灵求索的艺术家型的学者，她在其著作《艺术论》中精辟地写道：“当艺术不再成为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画件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技法演练，无法构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的确，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之一，它讲究思想境界与画面立意，讲究人文的品质，讲究与社会和人性的结合，是生命激情的集结和疏导。

现实生存在充满矛盾和弊端的社会环境，经常会面临是非、善恶、美丑的选择。当代中国画界要出真正的艺术大师，要攀登广义上的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对此，周天黎是一个醒着的夤夜拨火者。她隼锐深刻地指出：“我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的现实轨迹告诉我，自我表现并不等同于内心世界真善美情感的发掘，仅仅强调艺术的形式美和写意精神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以丰沛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纳粹德国女导演莱芬史达一系列彰显法西斯极权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使人们提高了对于艺术家自身人性之恶方面的警觉。因而，良知应该是所有艺术家心灵秩序中的先验结构。缺乏这个基点，任何艺术理念只是营垒意义上功能性的构筑，不是普世意义上的艺术情怀与心灵律动。在政治权力和金钱硬铁的烙印下，很容易产生美学上的歧义。”

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事实上是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精辟概括。作为当代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必须对现实社会状态要有最深沉的关注和反思。面对混浊的世间百态，面对扑面而来的令人不安的社会气息，面对中国美术界喧哗躁动背后的精神缺失与灵魂的扭曲，以及人文赤字与坏账还在不断地积累，周天黎多次提出“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当代使命”的命题，拷问曾经以专业能力与公共关怀赢得社会良心称呼的知识分子究竟该何去何从？尽管一时曲高和寡，她仍坚定地告诉人们：“寻求信仰与真理的人，注定了终生的挣扎和艰难。正是通过对苦难的承担，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让灵魂攀上一个高度，不是为了俯瞰，而是为了叠加着痛的自省，艺术家的灵魂不仅在作品中，也在他的生活中。”周天黎在沥血的精神苦旅中，始终衔着一根思想的苇草，并不断呼吁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救赎，强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不仅要通过艺术作品展现个体精神，更要以自己的“知”与“思”去体察社会现实，进而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展示出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审美高度，以及批判与启迪的责任，使美学精神以道义和思想的力量向外辐射。

周天黎说过：“艺术大师之笔应以人类之爱为汁墨。”人类社会是为人类而存在的社会，文化复兴也是以人为目的，当代，观念的启蒙和精神的力量对于艺术发展至关重要。在人类处在经济商品大潮、精神物欲化的今天，艺术上享有盛名的周天黎敢于迎着明枪暗箭，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人文反思，她对艺术的纵深论述和自身在思想和价值领域内的艺术实践，表达了对艺术哲学的深邃理解，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与精神脉络的人文传承。同时，以先驱者的睿智，为新世纪整个中华民族美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宝贵的学术积累，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可以说有着烛照式的引领。微茫高蹈起正声，风雨沧桑民族魂。从心灵中涌现的审美激情，构成了周天黎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她是为一个时代的生死兴衰而陷入沉思的苦行者。她画笔底下倾泻的种种物象，都是其美学哲思的心灵迹化。周天黎是属于那种正在逐渐消逝的文化背影和用艺术体现生命感悟的伟大艺术传统中的人物，画者思者行者善者之间的澎湃张力，不断激发出她的旷世才情，因此，也使她成为一个触摸精神中国高度、呼唤艺术良知、寻求艺术变革、寥若晨星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翰墨大匠。

（原刊2010年11月27日《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