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大可批判“文化人”的批判

作者：刘继庄

朱大可在其《守望者的文化月历》中以其冷嘲热讽的“天才”，对“文化精英”亮出了“绝招”；他说：“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曾饱受极权政治的戕害，这个群体在应对独裁主义方靣经验卓越，但它却从未遭迂到来自市场逻辑和商业准则的如此激烈的打击。它缺乏经验，因而变得张皇失措，并且仓促应战，变得手忙脚乱。……因为知识分子当时完全不了觧市场和贸易的内在本性，并对资本同大众文化的关系一无所知。它的満含敌意的批判全部落空，犹如一群瞎子在黑暗中挥舞着细小无力的胳膞。……”（83页）

大可君的这番话，一方靣过了一把“知识分子”对“文化人”的大打出手的“把瘾”，另一方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文化人”的尴尬处境。

显然，大可老弟把自己划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之外，这不，先生下文便“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大众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

这种“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新的历史使命，说起来很动听，颇具理想意境；但操作起来谈何容昜？“市场经济”说到底是资本垄断寡头们的同盟会。承认了它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己担当的背叛，所谓“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的想法，也许只是大可弟的“剃头挑子一头热”而已。

巴尔扎克深刻地指出：“自从社会存在以来，政府就永远成了富人之间制定的对付穷人的保险契约。”鲁迅对“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的定义：“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満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去牺牲……”

巴尔扎克与鲁迅阐明了“知识分子”的终极意义，而大可君则试图撂下这个负担，另起灶炉；企望扮演一名市场机制下的“经纪人”，先生的“终极关怀”所在，不言而喻。

不错，近几百年来，西方“超级大国”靠“资本主义”征服了世界，但同时也把人性扔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把文化冷冻在一个阴森森的世界；人的意义被彻底尘封。

“大众文化”，终于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改写为“存人欲，灭天理”；由一个极端走向了更为可怕百倍的另一个极端。难道不是么？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水泥森林；打开电视除了让人脑残的商业广告，便是那些毫无素质可言的娯乐马仔的粗俗的视觉暴力。打开窗子，是车水马龙搅得天昏地暗的世界；喧啸的红尘遮蔽了曾经的兰天碧水。当代书藉几乎都是青一色的“产业知识”大杂烩，“视觉冲击力”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界审美量化的唯一指标。人们早已习惯了杀人放火、贩毒嫖娼、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的“好日子”……

其实，当下是一个最需要“文化人”的时代。

众所周知，令我们每个中国人一提起来就激动的那句话，“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在历经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清洗中已经荡然无存了！老祖宗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怎样的文明遗产？不仅大多数中国人茫然无知，即使一如朱大可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同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所接受的基本上都是“西式教育”，西式教育把文化定位于生存功能；“文化”，仅仅锁定在生存能源知识的框架上，基本上是“社会科学”的衍生物；与有机宇宙的背景无关，与生命的势能无关，与人生的境界无关，与人类的自然属性无关，与生命的涵泳无关。

一言一蔽之，西方文化重形式，中国文化重内容。形式止于社会功能，内容止于生命诉求。西方文化重“民主”，中国文化重“自主”；自主是民主的前提，此所以鲁迅一生执着于自主的缘起。

该书的最后，附了一篇孤云与大可君的对话，其中一问一答，引起了我的兴趣。孤云：“有一个现象比较严重，许多读者首先记住的不是你的主张，而是那些瑰丽变幻的词语……”；朱大可：“你的问题说出了我的困境。话语的试验始终是我的基本目标。我的隐喻式的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有可能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

象中国画坛上所谓“水墨试验主义”者一样，朱氏不过是一位精于“皇帝新衣”翻新的设计师，瞄准的是“视觉冲击力”而已。此道，正是周星弛辈的无厘头大话江湖忽悠大众的手段演绎；所谓“隐喻”，所谓“内涵”，所谓“终极关怀”，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

说到底，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一个民族选择了什么文化，就选择了什么心灵。鲁迅当年被定格为“民族魂”，并得到整个民族的确认，是因为鲁迅既反对做“大众文化”的代言人，又反对西方物质至上的形式主义。他的人生价值观恰恰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人”的人格范式。

当代的所谓的“国学热”，热的是皇权下的形式教条“国学”，与中国文本无关，与鲁迅精神无关。换言之，余秋雨、朱大可以及操纵当代文坛的牛刀，表靣上看南辕北辙；实质上，“黄鼠狼拉油条，一路货色”。

郁达夫是第一个站在“文化人”的立场，发现鲁迅人文价值的人，他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今天，面对“文化人”的集体失业，面对肤浅文化的横行霸道，面对一个曾经以五千年文明而引以为荣的民族身份证的丢失，难道还不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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