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沉思录【全文】
发布时间2012-08-11

一位艺术大师的精神追问

——周天黎艺术沉思录

 

(原刊2012429日《台湾新生报》)

2012520日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转刊】

 

〖主要内容发表于中国美术学院《新美术》双月刊2012年第3期〗

 

【《艺术沉思录》全文刊发于2012811日《美术报》】

 

    「您的作品深具人文精神和思想哲理,流露高贵的情操,艺术价值传世不朽。」

               ——摘自2012120中国国民党主席办公室致周天黎函

 

    《台湾新生报》编者按:“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前进的火炬。周天黎,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之一;又是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这位被誉为‘中国画魂’的大师级画家,身载悲悯情怀,以殉道者的血色心声,追寻着往圣先贤的足迹,可以说,周天黎的存在不仅是文化中国的幸运,也是文明中国的幸运。她奉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文化理念,恪守良知,上下求索,深得五千年的汉语气脉和灵运,不断地精神追问中,迎着时代的八面风雨,踏浪而来。”

 

 

 周天黎近影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
《易·系辞传》

   

 

    卓越的艺术家首先是具有优秀人文品质的思考者,是社会的瞭望者、是公义良心的捍卫者,有一种人文的、文化的责任,对人类现代困境的探究有着高度自觉,也绝不会和大众流行审美趋势妥协,自身特立独行的艺术活动中流露出对僵化形式主义的蔑视和挑战。他们总是从一切文化狭隘主义中解脱出来,自由地穿梭于历史的时空中,有着热情的精神生活和激烈的思想碰撞。他们气格文采冠时流,缘情言志,敢于敲打到人类的痛处,敢于迎顶逃向虚无及极度世俗化的涌潮,敢于进入思想史作思想的再思考,敢于推翻世俗的观念,敢于进入世界的格局,敢于摧毁精神的墨守成规,敢于抵御和摒弃人性中潜在的恶,坚韧地追索和固守人生与艺术之真义,依赖内心的感动来表达真实自然的爱,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审美价值与精神标准的不懈践行,殚精竭虑地为人类人文社会的进步而呼吁呐喊。并在思想的求索与精神的追问中,在对社会变革及其变革时期人性的深刻反思中,始终在更深层次展开着对人性的剖析和社会演化逻辑的揭剥,以深厚沉重的生命感性的颖悟,去洞察历史与命运,重构文化传统与今日生存体验、文化经验的表述关系。——我认为,21世纪中国绘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理应放在这样的思想枢纽中讨论。

 

    文化来自人类的精神创造,它受旨于更高的价值领域,画是思之诗,是观念的艺术形式,某种意义上还是哲学的艺术具象,是人心中的信仰盘桓,绘画作品有无内涵,往往在于画家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否,在于艺文耦耕的深度与广达蕴蓄,所以在中国古代,从竹帛纪年始,就有“图画天地、文质统一”之论。人的思想、世界观、认知度,是长期锤炼的结果,思想越有锋芒,创造性就越大,故此,艺术家的思想更需要一些重量,懂一些社会思想学、增加一些对艺术历史的理解更佳,有利对知识系统的解读。艺术思考,不仅仅是去思考艺术本身,不可忽略要思考怎样把人做好。同时,多受文史哲熏染,画中人能作冰雪文,高山流水,可成回环流动之美,玉汝于成。因为,艺术决不是一种掐去了思维能力的画面愉悦的陶醉,也不是低文化含量、低思想含量、低智慧含量的产业性运行,更不应该只是雕虫小技的拼装、榫铆,胸怀太窄或者历史视野太浅薄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艺术成就。点检当代思想与文化现状,精神价值判断力的某种缺失,审美判断力的软弱是客观现象。萧萧山谷风,孤鸿午夜鸣,厚帷难鉴月,黯黯歧路阴,密林探幽,夜影零乱,灵关怎开?道存何处?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质疑的时代,面对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溃败,迫切需要一批真正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艺术家、理论家与政治家演奏新时代的主旋律,革新陈旧的意识形态,拓宽新的思想文化视野。

 

    艺术命题又只能沿着自由与宏阔浪漫的精神路向来谈,只能期冀表现人类心灵的最高旨趣和人类心灵的最高需求向前发展,所以,仅有体制主流群体和学院范畴内的审美视角是远远不够的,猥琐与弄臣式的官场文化,美术界小圈子的徒然断言,艺术利益集团私欲杂糅的名利诓话,只会带来更多的精神沦陷。宋代黄希先《论学书》云:须从根上求生死,莫向支流论清浊。”艺术与审美的人生密切相连,与精神自由的进程相关,与人文精神的传承蕴涵相生,艺术家之所以高于一般艺师技匠型画家,分别在于,艺术家是以思想和精神进入到某个层面并用独创性的艺术视觉语言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知觉与意识,为艺者必先思,画家无文则庸,一位艺术大师的价值信念中,必定有着强大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撑,绘画图式的笔墨色彩里,背负了来自灵魂深处的巨大诉求。艺术家是人类认知和认智及认能途上的永不停歇的行者,骨血之中承载以知识与学养淬炼出的对真理、文明的永恒追求,艺术创作需要品位和风骨,也不可能没有对时代的批判和文化的引领。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秋水明萤,郁深耀目,艺术也是人的心灵的历程、人的精神的抒发、人对生命热恋的表达,来不得半点虚伪,艺术家独特的心理气质贯穿于作品始终,经得起时光刀刃的切割。艺术家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中,能提高艺术家文化身份的自觉,形成高质量的生命信息,从而体认乾旋坤转的自然之道,瞻彼其奥,戡破时代精神病理的郁症,挣脱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商业意识形态的制约,使艺术主体性的语言本身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获得更多的开拓激情和思想刺激,穿越那尘世的似锦繁华,抛弃俗不可耐鹦鹉学舌式的捣鼓,进入人文美学的森林摭拾磊磊硕果,并对现实的困惑作出富有艺术个性的解释。否则,就会缺少一种宏大的心志和与其相应的学术视野,难以走出精神均质化和高级庸众的普适状态,更枉论自己的作品能在美术史和美学意义上起到推动整个艺术史发展的作用。

  

 

    我们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文化精神,文化反思的目的与结果,往往能让人发现短时间内未看到的危机和警觉,从而,让正面高尚文化的积极意义更大的显现出来。坦率地说,我很反感有的人把西方主流社会已抛弃的糟粕当作实践来介绍,处处扭曲嘲讽作贱中华民族铁马金戈,锦瑟银筝,铁板铜琶的浩然正气,把金钱、物欲、自私、暴力之类无限地夸大,在填满自己钱包的同时也将肮脏的东西灌输给社会。我也不屑于阿Q的后代们那些非理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及文化民粹主义的作秀表演;有的是抗拒现代化主流文明及恶质化冲突病态滥觞中的卑鄙投机者。傲慢激愤的高调表态,挑衅情绪的强横发泄,膨胀虚无的矫情自大,铁石心肠的粗俗狠劲,都丝毫无助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任何先进的文化形态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基于上述理性的认知,就可以看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民族复兴之大碍。绘画艺术上,我们讲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不是为风格而风格,为特色而特色,尊重传统的定义如果是一味的仿古、摹古、泥古,我们的艺术身姿迟早将异化成一位步履蹒跚的精枯力竭的年老乞丐。古人早有见识: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宋史选举志》)清代方吉偶在《题杜琼山水卷》中批评:有明一代,高手出吴门,末流亦在吴门。“笔墨当随时代。”(石涛语)只有不断地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思想的活力,中华文化艺术才能产生丰饶的精神魅力。在全球化经济使世界越来越开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新时代,在国际联系如此紧密的今天,“访师问学,求是得真”应该是中西古今全方位,善于学习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只有对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精华智慧的认知和吸收,才能不致于陷入眼界狭窄的泥潭,才能与世界共融共进和共荣,从而毫无畏惧地去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并且以创造历史的雄心来战胜命运!30年间,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全仗改变了僵化的经济思想与体制,文化艺术何独不然。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发展历来都是兼收并蓄,自西而来的文明文化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起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至今一直没有中断,当年先进的天文、历算、机械技能等,也是由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西方学人介绍而来。在古今中外的高端视野中,在开拓新的时代精神的进程里,文化思想上也不断地产生着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新的融合点。1905年,康有为对“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意大利画家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年-1520年)的画作极为倾倒:笔意逸妙,生动之外,更饶秀韵,诚神诣也,宜冠绝欧洲矣,为徘徊不能去。康氏对比中国绘画时又喟然叹曰: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他的观点虽略有偏颇,但不全无道理。杜甫感喟:“转益多师是汝师。齐白石直言:“似我者死。林风眠则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艺术需要无限的创造力,艺术跋涉之路上,是否可以对旧有的思想和技法作创造性的文化沉思?是否能在近千年历史的宣纸水墨绘画领域中强化色彩和色调的变现力,从而赋予更深广的新时代的中国艺术精神?是否存在发现新的“多元兼融、天马行空、无中生有式”的可能性?不必讳言,也不是妄自菲薄,中国人最难超越的还是自己本土的社会文化经验(不排除一些人隐含着对某种挥之不去的惯性封建权力、文化特权的眷恋),加上早年又一边倒地深受苏俄文艺理论体系的影响,加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极“左”的谬误流毒无边的扩张和蔓延,使人不太习惯于学习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对传统的精神和文明的內涵又缺乏深入及本质性的了解,陷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体系内不能自拔,思想僵化环境下,百年来,八股山积,因此,文化要向前发展,必须要推陈出新,要百花齐放,要敢于打破旧框框,敢于开创新局。

 

    包括对中国的艺术批评,不必划地为牢、翻来复去地只从老祖宗那里寻求资源,也可以大胆地从西方艺术批评的理论体系中得到更多的思想启迪和多元的观察视角,进一步拓宽艺术批评的领域和深度。目前,艺术史、学术性理论批评和社会学、人文思想哲学批评的共振,已使批评语言、批评视野和批评方法所构成的批评语境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我认为整体气局还不够大,一些理论禁区还有待突破。我们不能只局限于艺术内部语言上的革新,而是要走出“惰性审美”的旧圈子,要在带有思想判断力与再批判的审美观念上进行变革。就如旧白话文是对文言文的变革,现代新白话文又是对旧白话文的变革。1910年,亚东图书馆年轻的编辑汪原放,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不顾守旧派的强烈反对,首先引入西式标点,点断了浑然一体、没有标点的《水浒传》,彻底改变几千年来让人看得眼睛发疼的“句读”习惯,后来又逐步扩展到《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此举,对整个中文文法现代化起到了煥然一新的变革,否则,不能想像10几亿中国人还摇头晃脑地读着写着1819世纪式的中文文句。当代,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55年—)在1990年发明的互联网,深深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面貌和推进了全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我想以此类不胜枚举的事例说明,人类科学和文明本身就是在批判性中不断地拓展前进、一次又一次地超越升华的。所以,完全沒有必要小家子气的非常忌讳地讲我们文化中的缺点和毛病,这才是中国文化、中国气派、中国艺术家在新时代大度而有自信、有内在张力的表现。

 

    中华民族已经从封闭性的农耕文化走进了现代文明,其文化艺术不可能静止地僵立在原来的思维领地,要不断地在递进和突破中获得新的知性体悟。然而,黄尘三千丈,陈旧的风习像岩石一样坚硬。一些人的短视与阴毒,一些人的狂妄与天真,一些人的高贵与魅力,善善恶恶,重重叠叠,闻闻见见,往事历历已成碑。“改革”一词早见于《后汉书·黄琼传》,纵览沧桑流程的惊涛骇浪,今天的意义不在于这个词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而在于这个词所引发的实践活动的艰辛创痛,竟是如此沉重深长以及太多力透纸背的肃然悲歌!

 

    鲁迅先生的话令人深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一瞥八方,当今现实生活中,去掉艺术家饱含人文精神的生命形态,艺术创作则很可能成了一种卖笑和献媚的伎俩,尽管缤纷五彩,只不过是庙堂与江湖堆里杂耍的工具。平庸只是平庸者的根据,艺术家是醒着做梦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超越?艺术家必须和这两个词汇长相厮守,那就是“人性”与“良知”,一个艺术家若没有信爱仁与良知之光,一切丑恶和黑暗就会从人性内部生长,沦为卑贱可怜的思想残疾者,趋奉流俗,贪金拜物,满脸脂粉或油彩,苟且浑噩,媚俗无耻,指鹿为马、去真存伪,不但只是一个低俗猥琐的画匠,甚至“无耻是体面的通行证”,其所做的一切还将蜕变为残害真善美精神的龌龊瘴毒。

 

    文化补天,良知为石,原创性的艺术是需要生命的体悟,需要把嵌入灵魂的震撼拉回肉体又疼痛地化作热血默默地淌流。而伟大的艺术却能成为权力、金钱、恐惧、残忍和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时代的惊涛骇浪地裹挟中,成为拯救人类心灵的精神财富。艺术家的精神资源离不开“道”,格物致知又是艺术家认识“道”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对人类现实社会及自然界动态性的考察,再结合古代前人的文化思想的结晶,以探问道,以思想道,以哲学思辨苦苦求道,才有机会悟“道”。思想与精神的维度决定着艺术家所能达到的高度,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不只是单一知识境界就能够支撑得起来的,所以,只专心专注于艺术本身的学问是不够的,需要涉进到人类社会文化这个整体学问,需要丰饶的文化精神和高贵的生命哲学作心灵的内涵。记得有人说过:“一个经历了审美教育的人能够通过美获得知识和意志的训练,具有智慧、爱心和创造力,并达到自身的觉悟和新生。”我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家的观照对象永远应该与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我认为人类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危机,包括每一个时代出现的不祥气氛,归根结底是源于人类人文素质和思维方式的精神病态,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回避对社会史的认识和反思,以及敏锐地感受到转型期的社会震荡与时代的矛盾危机。如此,在对客观对象的视觉体验和情绪生发中;在碑碣粉碎的谬颓浊浪里;在簪缨荆冠的痛苦加冕时,才能把握住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审美意义、才能具有超越一般画家所认知的艺术感受。在僵硬、堕落与虚无倾轧出百孔千疮的心灵和眼枯天寒、前路茫茫的际间,也不能不思索:拿什么去拯救我们的世道人心?

 

    今天的地球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的未來如何?我可以预测:我们人类今天的行为,也许在外星高智慧生物看来,我们如同动物园的猴子在抢食物;人类的科学技术,人类的文明的进步正在加速发展,世界尖端科学家们正透過探究宇宙的基本組成分子以及它的原理,不断深入理解宇宙的奧秘。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人对自己的生命还会有更深层次的解读,人的生存理念将不再是获取金钱与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人类与宇宙世界智慧对应的某种精神,医学的突破将使人免受疾病夺命而长命百岁,人类还会探索深邃的太空并在遥远的星球成长。我相信,辇毂城阙繁闹隐,朝华雅旌种种风物不断地缥缈逝去,但尊贵高尚艺术之社会价值与精神价值,将贯穿人类历史。

  

 

    没有文就没有艺与没有技也没有艺是一体的,艺术家的寄情需要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创造非凡的个人性的艺术图式,技艺、学养、人品、洞察力都是不可欠缺的。艺术家天分很重要,但后天的不断修炼和培养更是不可替代。作为一个中国画家,纵然身具制作与欣赏艺术的天赋才能,并立志载道传言,断不可无技巧之磨练,必需持之以恒、劳神费力地去掌握笔墨工夫,凝神定气,太极气象,纵横睥睨,情景交融,飘逸雄秀,风标独具,拥有高难度的专业技能和独立的审美判断。同时,还要对中国画的传统理念渊源进行研究,但不能把躺在先人的成就上不思进取视为理所应当,要明白在整个文化系统中,艺术创作本身就应该具有一种敏感的、革新的意识冲撞,更要警惕民族劣根性作祟下狭隘、保守、迂腐的陈陈相袭恶习在21世纪回光返照,和传统文化中的沉渣泛起。

 

    我喜欢大刀阔斧的笔墨气度,浑朴奇巧的意境营造,也想在恢弘布局、老辣笔触、苍润墨韵、铁划银钩等技巧之外,对以黑白作为基本色调的中国文人画,续徐悲鴻、刘海粟、林风眠、吴冠中中西融合的探索之路,在色彩革新方面进行一些改进,因为我对大自然结构与光色变化充满狂热的验证兴趣,想努力去捕捉隐藏在其中的诗一般的美。精诚贯于其中,英华发乎其外,试创丰盈斑驳、气势交叠的“积彩色调水墨”现代色彩之视觉美感,力图自出机杼,并以高强度的笔墨语言,作猝然的意象空切与变形。我对十九世纪末由凡高、蒙克、斯特林堡等西方艺术先驱开辟的表现主义艺术思潮以及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等,并不排斥,反而总是在物象与抽象临界点的极致之平衡点上,寻找到自我內在精神畅快传达的释放之穴,严肃活泼地呈现对玩世社会文化情绪的批判视角,和对崇高精神信仰的深深渴望,得意忘形(苏东坡语),“意态萧然物外情”,(黄公望语)化章法于无形,苍秀奇绝,八面生意,有时更让不可抑制的颤栗的美学之痛管弦齐鸣,揉入某种矛盾和敏感,回风卷地,不图世相,问智信于野,艰难一跃,张显自身价值现在时态的独特性,摆脱中国画睡眼惺忪中的某些老气、死气及凝滞窳败,旧貌出新颜,探索以艺术创新辟开传统文化精神复活的更大空间。还有,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进一步引起世人对中国画的现代性问题生发思考。

 

    合苏轼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如通神。”半屋书卷共日月,几支颓毫春秋意,四溢的墨香,弥漫于静谧。蕙质兰心,珠走玉盘,舛志难逢,屈曲成文,泻三江雪浪,恣意繁复中,真想与东坡君共饮一夜星霜。——我想用这些抒怀文字进一步阐明,蔽尘于笔墨,而笔墨自拘,艺术在技术主义的机械语词中是难以表达万物生动的灵性,“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易经》)比上述技巧更重要的是: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艺术家应当也是一个关注社会人生的思想探索者。怎样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决定其怎样的人生走向,自己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纵观华夏大地三千年治乱循环历史周期性震荡的惯性宿命,回望人类历史上一切人为的灾难,驻足在单一的封建王权和道统思想面前,踯躅、纠结,沉迷于对存在的澄明的观照和体悟,上苍慧命,知往察来,秉始祖先圣神州华胄们建构起来的伟大文明;承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以风骨清朗,对倡行三纲五常、压制创造性的宋明理学鼓惑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蓬头垢面士林景致的盆泼涤洗;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人权、自由之思想维新;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之民本论的政治天命观,以及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坚守理性文明的疆界,是我深层感情中的血缘和伦理;也是我从精神和价值上确立的最基本的文化立场。

   

    《周易》示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尽管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荷道以躬,忧患警世。士子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去留肝胆两昆仑,只把心肠论浊清。我深深敬佩那些坚守道义德性,拒绝被封建毒枭专制权力征用的先贤巨擘们,望诸君立雪坐风,追踪往哲,五千年文化世代相传的是那些博学于文,匡扶正义,两袖清风却有铮铮铁骨为民为国诤言的诗人、艺术家、思想者们,这是真正中国文化人的文风。早在18世纪,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年—1805年)就警告:“功利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偶像,所有的权力都必须为之服务,所有有才智的人都宣誓为之效忠。”林风眠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大声疾呼“社会之枯燥应由艺术家去润泽,民众情感之沉寂,亦应由艺术家去唤醒、激动、安慰! ”希望艺术家们“牺牲自我而拯救那污浊的社会,堕落的民众,沉沦的世界。”先哲孟子更早就提醒人们:“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艺术的本质有多少理解。有人说过,好的艺术也分两种:有的艺术就像一根蜡烛,只是一室之光明,最多照亮半个艺术圈;有的艺术就像一个火把,可以照耀艺术圈之外。再者,我们的艺术观念并没有从权力政治的逻辑中完全摆脱出来,上梁不正下梁歪,眼下吏治腐败和社会腐败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听人说过“中国文化艺术界中,想做官的人数(不管是小官或大官)是世界第一。”有的人千方百计谋求在体制内混上一官半职,便可立马身价倍增,技艺却不见丝毫长进。世上官多不太平,文化中官本位差序格局里的纲纪废弛又使功利主义式的权力霸道时隐时现,以吏为师的社会群体中又哪里来什么真正的文化艺术大师?!一些尾大不掉官僚机构里的美术官员、道德短板的文化食客、玩世性的痞棍、三四流的权贵跟班在亢奋激昂地喷出艺术形态的大量废气之时,东奔西走,庸俗实利地急着谋求和资本勾兑,寡廉鮮耻地欺世盗名。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文化掮客合流,巧立名目,假以文化产业发展之名,进行着圈钱、圈地的运作。更糟糕的是,他们大量言辞乏味的、似是而非的、根本没有真知灼见的艺术理论和没有知识构建的谬论充填着媒体,直接败坏了学术思想与文化思想的健康发展,也加增了大众对艺术的认知困惑和误区。当然,心灵无以飞翔的人,心智必定无所了悟,所以又充满令人莞尔的笑闹迭出的黑色幽默。其实,学场有别于官场,学术不等于权术,风骨远胜于媚骨。人生在世只需要有限的物质,一个艺术家惟有从物质欲望自相羁縻的精神锁链中解脱出来,心灵才能获得无以复加的自由和快乐,过分的贪婪属于欲望的疯狂,他们根本不明白艺术家人生的财富究意是什么,“厚黑学”“潜规则”却催生着艺术价值的迷失与艺术精神的堕落!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批评官家画史道:“画史纷纷何足数”,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是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的人,必然性地对人道、人性、人权、人本、人学为内涵的“以人为本”的命题,有着本能渴望的追索,有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范畴,在人世间精神枯萎凋残,沉堕于物欲大梦之际,有着一颗早起的心灵,在大孽大爱大伪大真中,有为正义的努力,有给予尘世的润泽,更有铭刻在精神纪念碑上的刚硬结论。也不会身居迭翠深山,采霞而食,绝谷饮泉,不食人间烟火。诚如俄国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V.G. Belinskiy1811年—1848年)所说:“任何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和石涛所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也如潘天寿指出:“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艺之高下,终在境界。”画家只有真诚地关注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理念和人文关怀、文明进程,才能化解和清洗自身存在状态意义上的内心淤积,才能突破既得利益阶层保守主义文化思想形态的强势合围而落入传统思维惯性的陷阱,找到艺术的内在质感并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成为一种远远高于自我利益的具有人性和道德意义的伟大事业,在道无常形中求得变从常起的拓展,激发出丰沛的笔墨情怀和写意精神,在新的文化情境下,不断探索中国画创新发展的新空间,在天下大势跌宕起伏的演变洪流之中,承担起大变革时代艺术应有的社会担当,同时,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为艺术家自身确定出多元文化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坐标。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间不能驻足,叹人生之无常,天刑之,安可解?心琴一把,妄窥玄机?一位法学家说过:“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为此,诚信不可或缺也是构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当诚信变成社会理论与政治讨论的热门话题时,恰恰表明社会的诚信底线已岌岌可危,治丝益棼。我不觉想起狄更斯的那句经典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天上的星光为何稀落,地上的目光为何落寞,失去灵魂的身体迷茫地奔波,毒高汤、毒蔬莱、毒胶囊,建材造假、食品造假、医药造假,三聚氰胺奶粉喂僵了童心初开的笑脸!社会人生,宇宙万象,广袤的皇天后土,生出了多少的盛世颓唐?几度春秋,与世沉浮,多少生死劫难,多少血色思考?我不知道,在世俗利益的驱动可以超越一切是非的尘嚣里,作为人文精神传播者的艺术家、文化学者,我们可以影响社会作多大的改变?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我只相信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的那种文明,有一点我洞然敞亮:“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批判的声音,世事纷繁,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我们努力对抗外界的恶,同时也必须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要为自己和自己的时代写下人文的历史,而不是蛮氓的历史,艺术家要敢于呼喚艺术与社会领域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许多人或真或假或盲目或自大或充满激情地在高喊“大国崛起”,我认为不管历史参照系如何的悄然更换,政治精英也罢,经济精英也罢,文化精英也罢,都难否定起码的认识: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全面的进步,少不了政治的开明,公平的实现,正义的匡扶,道德的净化,而大国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是人民大众高尚灵魂和高尚人格精神的崛起。

 

    杭州吴山药王庙门楼戏台上有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名场利场即是戏场做得出泼天富贵,寒药热药无非良药医不尽遍地炎凉。”中国经历了政治丛林和商业丛林对人性的双重摧残,不单单在经济上、物质上崛起,更需要在价值上崛起,即人文的崛起,即爱和善、宽容与仁慈的崛起!一流国家输出文化,二流国家输出人才,三流国家输出产品。对一个精神贫瘠缺失的国家来说,强国将永远只是一个梦。一个把脖子套在铜钱窟窿里的民族是势利的,势利的民族又是“伪爱国”生长的原产地。如果大国崛起的背后是精神的苍白,如果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脉还没有生长,粗陋的羞愧使我们无法骄傲。爱国主义需要一种对于母体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恋;需要一种理性的、诗意盎然的、海纳百川的、地动山摇于眼前而不惊不变的丰厚坚定之精神基础;需要一种能开发和承载真善美人性力量的、又能净化灵魂之伟大信仰。中国要强大,不可能不改革开放,不可能不与世界和平地接轨,曲折趔趄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事实清楚地摆在人民面前:类似“文革”这样“极左、极权、极凶、极恶”的,对文化和精神的摧残贯穿于始终的反智狂潮,才是捣毁所有深厚优秀文化传统精神脉络的天际浩劫。那个荒唐的年代虽已过去,但参照图本与谎言文化仍在浸淫,“文革式”的方法和思维并未消弭,其幽灵仍在变脸出现。

   

    我要讲一句痛惜之警语:“我们民族决不能在同一个历史巨坑里跌倒两次!”今天,我们仍然须对文化反智主义保持高度的警觉。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单元文化就如单细胞生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走向衰落,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必须指出,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来考察,实行“文化同质性要求”的鼓吹,饱蓄着孕育种族主义和文化法西斯的邪质基因,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都是从极左翼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上那种误读、曲解、拒绝普世文明模式发展的“话语霸权”,是义和团思维的当代折射,步向的是民粹文化主义到最后极端文化反智的“塔利班”式野蛮。世界本来是多元和丰富多彩的,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一致呢?提倡文化反思和多元文化共存,能够进行真诚犀利批评并拥有逻辑力量的批评者,往往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高端领域,不同文明中的智慧是有相通性的,智者周有光老先生一语中的:“‘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梁启超的见解高瞻远瞩:“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而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对腐败清王朝的犀利剖析更是振聋发聩:“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的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16 页。)我要特别强调,中国由农业、手工业国家在近两个世纪只所以能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荦荦大端,就是在大量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人文理念、先进科技和进步政治思想的基础上达成的。中国艺术家们应该立足在博大精深的优秀中华文化的基点上,以气魄宏大的世界主义价值取向,冲破思想藩篱,自觉地、积极地去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艺术成就,必然指向全人类进步文化的这个价值坐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上毕竟有着权钱无以衡量的重量。在欧洲,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首先在思想领域和学理层面对皇权独裁与宗教专制的谬误提出质疑和进行人文反思,带动进入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无法出现。我对国内国外善于人文反思的先哲一直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基于自身灵魂束缚而必须暴风骤雨般释放的激情岁月已经过去,循矩圆滑的沉默与空想也不是我的选择。“衰草寡情脱色去,炽枫落爱依香尽。”冰轮碾浪,残月独寻,我只想从心里言说,为我们时代一个执着于自我问道的艺术行者的不应该的缺位;为一个中国画家对自己民族地域普世文化价值的自觉承载;为一种永恒美感内涵里的文化与艺术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感悟。还因为,我分享着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著名新人文主义倡导者萨顿(George Sarton1884年—1956年)的领悟:人生的追求中犹如一个金字塔,在底部,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看来是分离的,距离很远,然而在攀登前进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人们却会发现在追求的最高点,在金字塔的顶峰是相通的,是四位一体,惟此,才能在美学高度上为艺术意义的生成奠基。

 

 

    美国著名作家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1932年—)说得好:“第一,生活的内涵远超过家庭、学校及我的居住环境所呈现的事实,找出它的本质并向未知的境界展开探险,才是重要的。第二,人生是一场善与恶的争战,为了最高奖赏——善胜恶,爱胜恨——而战。生命是一种对真理永不止息的探究,人生是一场对破坏生命本质之事及人的持续战。”天玄地黄,人却都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中,作为自由个体的不同精神走向的艺术家,在现实社会中去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我努力和不同艺术形态的展现都应该得到尊重。也不完全否定以世故练达与现实生活周旋,但不能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一定要坚信这个世界还存在良知与正义,决不放弃精神生命的内向度修炼,如此,才能以激荡情思对古今学术与历史经验作出人文价值准则的审视。历史是一面镜子,一群历史精英人物的出现及其意义,必有其生命峥嵘、精神能量和历史发展震荡格局的独特需求,对后人,或警世或励志或人格范式,足以经世致用。思逐风云,轻叩历史先贤的苍茫片石,“闻君江上和琴声,翻作蝴蝶浇风铃。”如何使炎黄子孙的神州大地在文化精神的演绎中,无畏地存立于天地之间?坚定的维新改革思想家谭嗣同言:“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在“写出数千年之祸象”的旷世巨著《仁学》里提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旁观者清,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位政治人物副岛种臣就对清朝政府作出如下评价:“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在甲午战争开打前,该人就向日本明治天皇上疏,论定大清国必败。110多年前,面对以鸦片战争之败为象征的中国近代衰落和凶险的民族命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启蒙诸君就反思为什东方黄土文明在同西方海洋文明的对抗中会被击得惨败,认为必定有其民族文化的内在原因,清楚提出一个民族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格品质和文化品质,“纵马风尘磨侠骨,对策朝堂砺铁肩。”主张改革朝弊,明法治国,并遂启近代科学民主之议,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铸与改造,对人学观念的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巍峨的三山五岳从雄浑陡峻、林莽幽深的三十六峰中常常向炎黄子孙发出雷鸣般的喝问: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谁?我们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我来回答:我们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我们是革故鼎新的前进者,我们为人类共同的伟大文明喝彩!优秀的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文化的母亲,知所感戴,知所敬畏,知所赞美。不管是严峻的批判性审视,还是对开拓崛起的真诚建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的道义责任,在于捍卫和保持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命运的存续和发展。就此,任何艰难的历史时刻都无法动摇我对文化祖国的忠诚,任何命运转折的力量都无法把我的心灵换作西方文化式的,我热爱文化的祖国,那是我心灵的绿洲,精神的基石,生命的归宿,我的骸骨将在此再生为一方热土。我愿与同道们以思想的力量,将自己的血肉身躯,化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命运之路上的一具铁犁,捨命承载,踔厉耕耘,死而后已!

 

    王国维以弃绝浊世的高贵姿态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写道:“夫哲学与美术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艺术家的生命,需要心灵志向升华的存在,中华文化艺术生命的基因是通过文化思想和精神人格的示范遗传,要深刻认知人的价值,生命,自由,权利,人格,忧患,省察,忏悔,这些东西才包含着艺术家精神的独立与深度,是艺术家汲取人类文明养分的精神资源,是艺术家不可欠缺的艺术之魂,更是人类生存价值高贵生命哲学的重要因子。唯有独立的思考,才会有自由的思想,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及自由主义理念的兴起和成熟,深具人文精神的艺术家与美术史论家们已经认识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渗透在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背后的一种生存状态,这取决于一个人的美学态度和文化立场。大道多荆榛,论事胆满驱,如此坚守学术品格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们,才能开始真正地、独立地思考中华文化艺术未来发展的前途,跳出思维狭隘的局限,在大变革的社会局面中,以其思想探索的自由活力,独品辽阔的绚烂,构建典型品格的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体系,创造出艺术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独立人格知易行难,每一个期望自我提升的艺术家不可遗忘:艺术关注的是人类的生活的形态,以慈悲和关怀关注人类的存在,人性与爱是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良知是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永远的呼唤,是艺术实践中永远的启明星,良知也是艺术家深层的道义约束。真正的艺术家是悲悯的,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一份同情,警醒虚无的心灵,救赎背叛精神的生命,更是大悲悯。世界的文明源自人类,罪恶也源自人类,科学与自由使生命强化,人的生命却是善恶共生,如果失去高尚审美精神的引导,很容易误入物性实用个人主义的荒漠。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本身是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思想意识,包涵着对利他主义道德精神的理解,懂得自己及他人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目的,如20世纪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所指出:“不是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任意,而是理解为人的自在之可能。不是作为一个放荡,为所欲为的人,而是作一个能随时准确、平衡地做出生长或衰亡、活着或死亡的选择的人。”因而个人主义在西方文明社会有其当然存在的合理性。

 

    不少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以及一些企业家和政治人物,却简单化的将个人主义理解为私欲至上,将自由个性的解放演变为极端自我、无限膨胀。一些人的心理因此失重了,理想主义的意义性结构骤然崩塌了,再无心想用三维鼎力的思考能力去撞响人类真善美的晨钟,再也不敢毫不犹豫地站在改革、进步和创造的这一边,而且不再相信道德良知,不再相信正义与美,还极力地以此来否定艺术家人格修为的重要性与艺术作品应有的品位,消极颓废地以万木萧萧几近沉洇之论,轻佻解绎现实中的精神缺憾,江湖术士辩、街头痞子腔、传媒砖家语、贪渎无所谓,胡搅蛮缠地模糊高雅和低俗的界限,以对中国高尚文化心灵的践踏与弃绝,在焦虑、烦躁、迷惘和怨恨中,迎着生命谎言化、人格奴性化、政治欺骗化的艳俗媚笑和舞步节律,一步步走向沸腾的贪欲、炽烈的物欲、放纵的本能,将自己的人性贬值为物性,似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甚至把在本能化中的堕落腐烂视为进入了金黄色的凯旋门,其缪大焉!这实际上和人格的极端丑陋堕落是同一条路,这是侵蚀中华文化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可怕癌变。记得有一年我在湖南考察书院文化期间,特地登上衡阳石鼓书院附近的南岳忠烈祠拜祭。古书《述异记》称南岳系盘古左臂变成,南岳所以称之为衡山,是因它位处星度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度应玑衡”,像衡器一样,可以称量天地的轻重,能够“铨德钧物”,所以定名叫“衡山”。南岳忠烈祠管理局请我题词,我激情地留下了“高山大海,中华万里;幹城国殇,忠烈千秋”的墨迹。然而,面对28000余名抗日官兵的忠骸,一阵阵刺心的卑琐却迅猛向我袭来,胸口发痛:抗战时期,我们中国为什么竟有六百多万的日皇伪军,那么卖力地帮助侵略者杀害自己的同胞?按人口比例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全世界诸民族中也是最高的!为什么?——称天、称地、称人心!我明白了著名作家、人文学者柏杨为什么在坐了近10年的牢獄后,还要去揭酱缸文化之大盖,写出一部警世之作《丑陋的中国人》;我读懂了从十年“文革”浩劫中九死一生侥幸活过来的巴金老人,晚年为什么坚持用抖动的手,写出内心反思讲真话的《随想录》。

 

    当然,有些人无论能够争得多少现世的荣耀,生命的內涵层面上只能是一群失魂落魄的精神氓流,等待他们魂命的是忏悔绝地之獄的恒长苦役。人必须从混乱和堕落中得到拯救,不是表层的肉身,而是深层的灵魂。当今,因人类贪欲与恶性的无限膨胀,互为吞噬,僭越天道之邪行也越演越烈,人破坏着人的栖息地,孤旷卓异的美学和时代的狂飚共困在精神场域苦度劫波,艺术家在多艰多羁的美恶审思的旅程中,遭遇文明的野蛮和野蛮的文明沉重负轭时,仍能唱起喉头啼血的真善美之歌,要坚守艺术的道德底线、正义的边界,并始终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艺术创作的一种最高境界是表现悲剧性之美感;是一个画家自己的生命,灵魂,良知,对真、善、美最真诚的献祭!   

 

 

    人们熟知的玛雅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曾经多麽辉煌壮丽却已影踪难觅。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当原有的文化精神资源不能满足人们在新的时代新的对于精神本体的强烈需求,就需要新的检讨、新的进阶、新的补构、新的修筑、新的发展,否则整个社会就会产生精神危机、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最后波及到生存危机。况且,任何一种文化思想理论体系怎能永远地穷知一切?如今,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我们处理我们情感世界的那些词汇、概念甚至基本的逻辑,包括社会结构,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又静静地从四面八方收缩聚拢,事实上,旧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足以供养一个现代中国发展的社会需要,21世纪的中国,寻求走出这一精神危机的出路已成为文化精神建设的一项根本性的峻急任务,而人类开拓新的文化精神的过程,也是历史的前进步伐。我认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首要功能是解放和激活思想,世界上任何思想体系,若不允许探索和思考就必然陷于僵化,陷于落后,陷于被动。

 

    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曾深刻揭示专制制度的本质:“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中华民族的统治者自四千五百年前的颛顼统治时期起(公元前2514年~前2437年),就“绝地天通”,以君权支配神权,实施对文化的专制垄断,禁止人民思想与精神的自由。尧舜禹商汤一直到周武八百年,间中也有道援天下之仁政,但相传统治的专制心法,如《孟子·梁惠王上》云:“今夫天下人之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进一步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到大明皇朝世纪,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还有“诛十族”的血腥。所谓九族,从己身往上数:父、祖、曾祖、高祖;再自己身往下数:子、孙、曾孙、玄孙,总共九族。所谓“诛十族”,外加门下学生,统统杀光。星星般的刀痕弹孔中,流出了一个个血红的黎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怱焉。方孝孺的《深虑论》中有一段名言: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三皇五帝,神州荡覆,无边的梦魇,无量的苦难,无赦的罪愆,天罡地煞。清军入关共十帝,268年辫子栓中国,康梁沥血变法,中山呕心革命,更有无数折腰之英雄大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民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竟还公然鼓吹文艺创作要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训政摇旗呐喊,并以一个专制衰败的制度文化的压迫,对许多进步青年与文化精英无情打击、残酷迫害、追魂夺命。中华民族有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和惨痛的历史悲情;风雨苍黄,人文精神被遮蔽乃至沦丧,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文化悲剧;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体系的发展,都曾颠颠踬踬地步入危崖险境,如果没有惨痛启悟后的打开国门和“改革开放”的拯救,整个民族很可能被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优秀民族的理性觉醒少不了镜鉴之中的审视梳理后所产生的启蒙思潮,变局之起,“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

 

    如今,在内外大环境急遽发展变化之下,正处在历经苦难折磨、历史煎熬、新旧翻腾、东西碰撞、灵魂觉醒、论家蜂起、经济大发展之后,焕发出人民权利自觉、民族蓬勃生机的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正在打破人先前达到的知识限度,正在破除旧威权话语的认识框架,这也是一个有希望产生伟大艺术作品乃至心灵史诗的矛盾交集、道心裂隙、世象紊乱、沧浪不囿的时代!这正是一个可以奋起的时代!中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教育家、大经济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了;几个世纪以来,更从未诞生过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黑格尔、哥白尼、牛顿与爱因斯坦这样具有世界性的艺术、哲学与科学方面的巨人。历史性的对称可在?莫道华夏无高人,何去何从,历史正在拭目以待!中国占人类五分之一,我们悲悯不忍、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我们因缘巧遘、正是应命运召唤而来的一代;君子返求诸己,中华民族要成为地球东方的伟大文明。黄河之滨土厚水深、泰山昆仑山高气浩,万里长江九曲连环,席卷炎帝的龙袍黄帝的内经,以磅礴的力量,荡涤尘埃,奔向未来。沧海横流,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那犹是一次畅论“破块启蒙,灿然皆有”后的壮丽日出!《菜根谭》曰:“士君子不能济物者,遇人痴迷处,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难处,出一言解救之,亦是无量功德矣。”历史的使命如此,常识何妨重复一千遍,我们避不开。

 

    艺术家们要积极参与到这个百家争鸣、万流汇奔又极富忧患的大时代,主动承担起思想启蒙、人文领航者的责任,用人性去弹奏良知的地平线,让灵魂在淬火之痛中锤炼得更坚强,从而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这个史所罕见的艰巨工程、为共筑人类精神史上无与伦比的深邃景观添砖铺瓦。艺术探索中不应该存在东西方芥蒂,而是要海纳百川。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年-1662年)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自由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是人类进取之匙,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而来并应该朝更文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史就是思想解放史,人类社会面临的文化抉择必然是多元复合的,人类自我思想认识的提高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命运,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也是人类的进化所需。一个民族的不幸,一种文明的衰落,归根到底是因为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当下,社会各个领域的观念正处在更新之中,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人类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思想大解放,社会就大进步;思想小解放,社会小进步;思想不解放,社会就不进步。没有思想自由、蜷缩在陈旧思维体系内的民族只能在漫漫长夜里摸着石头过河。先哲说过:“如果人类的祖先没有理想,今天我们就会依然蜷缩在树上或山洞里,身上裹着树叶或兽皮。”思者无域,行者无疆,“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让我们给思想插上翅膀,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地飞翔!壁立千仞,警世通言,真理滴水穿石,穿透花岗岩!

 

 

    艺术家的存在意义主要在于过程性的意识性体验和意志性作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在《社会契约论》中警告人们:“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基点在于自由的赋予,看重灵魂的质地,追求灵魂的自由,才意味着艺术家生存意义的拓展。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然是自由精神的产物。同样,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没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自由与人性,没有自由与人性,任何文化的繁荣都是虚假繁荣。试问,没有气象万千的心理,何来万千气象的作品?何来大气魄、大视野、大胆略、大思路、大手笔、大写意?艺术家如果没有自由思想的文化激情,则必然只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三、四流的角色。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年)说过:“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的,不受为表现用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情感的内在空间与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13页。)伏尔泰(Voltaire1694年—1778)的棺木上刻写着:“他拓展了人类的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可以说,人类的自由精神一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其不可辩驳性或道义正当性植根于人类存在的共有人性,它不断地在火或血的抹杀与人类社会的试错经验中顽强再生。自由其实是一种人类原动性创造力,是产生创意和真知的最根本性条件,没有了自由,人类基本的创造力会连同光明磊落的良善人性一起缺失。真正的艺术大师总是砺于思考、践履证悟、眼高千古、独立一世的“孤独一小撮”,他们同时也必定是具有一定异质思维的人类思路的探索者,苦苦寻求着生命世界运行的正确法则与轨道,其自由创作的艺术精神,势必突破传统学术规范、世俗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三重框架,为提升人和艺术的生命层次进行终身不懈的天马自行空般的追索。艺术家会死去,但他(她)们自由的灵魂却永远活在艺术里!

 

    “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屈原投江前,遇一魚翁,劝说屈原之语。译白话文:“全社会的人都污浊,你为什么不在其中随波逐流?大家都昏沉大醉,你为什么不在其中吃点残羹剩酒呢?为什么要保持美玉一般的品德,而使自己讨了个被流放的下场呢?”)我深深记得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在《实践理性批判》结尾说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段话,后来被作为墓志铭刻在他的墓碑上。这段话使我懂得,宁化飞灰,不作浮尘。我没有也决不会在前生和来世的摆渡途中留下行贿的买路钱,要让纯洁的良心抬起头来,雪意冲开白玉梅,春光暗度黄金柳,我挣扎着,试图展开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退守于个人的思想与艺术的伦理精神如何去保持其尊严。中国净土宗第九代祖师灵峰藕益大师明言:“索不难有才,难有志;不难有志,难有品;不难有品,难有眼。唯有超方眼目,不被时流笼罩者,堪立千古品格。品立则志成,志成才得其所用矣。”哲人柏拉图将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我明白,失去了确立生命意义的心灵坐标,对存在本质的物质性理解中焦虑、烦躁、痛苦的状况就无法安顿;真理不会垂青只能听懂私欲召唤的心,对恶之来源的无法解释和顺从,人就会在世俗名利的赏赐中露出魔鬼的得意笑容,并毫无愧色地去欺骗上帝,所有匪夷之事也都可能发生,以致冥河阴暗的码头竟然挤满了扭曲痉挛、互相推搡的亡魂。

   

    从精神层面来说,艺术大师之旅也是艺术家以身为度、完成灵魂皈依的朝圣之旅。基督教里有个说法:神在造人后,发现泥做的人总是软弱的,一经风雨就会倒下,于是神在人的背上插了根脊梁,这根脊梁在人遇到无论多大的风雨、多深的坎坷,终可以让人类屹立不倒。这根脊梁就被称作信仰。信仰也是一种崇高的内省精神,信仰又是人类内心深处幽深宽广的花园,信仰的缺失会让社会中的人无所适从。信仰又与灵魂有关,否认灵魂的人,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或者是一个沉浸在冷漠和虚无中的灵魂,又谈何艺术之魂?个体意识、沉思精神、灵魂的忧虑是大师级画家们的天然秉性。因而,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态度的民族,总是折难天才,也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应该明白,天才总是坚持灵魂本身的吟唱,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甚至,有些天才,总是走得太快,让这个世界追赶不及,因为同代人的智慧眼光还没有到达他们的程度,所以他们往往不被理解。柏拉图在论及真理、灵魂和理性的关系时表示“对于最高的真理(理念世界),人的理性是无法达到的,只能依靠灵魂的飞升仰望。”艺术上,具有灵魂的作品才是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把艺术视为生命至爱的情种才能感知艺术的永恒,也不会把精神局限在可见、可毁、可朽的形体之中。

 

    记得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年-1890年)的一位亲友在埋葬凡高时说过:“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只有两个目标:人性和艺术。”灵魂的色质,决定着灵魂的姿态,用生命和心灵书写艺术又谦卑在尘埃的伟大画家凡高曾平静地说:“看星能令我造梦。”“我们可以搭乘死亡抵达星星。”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书信里伤痛地写道:生活对我来说就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但是我又怎么会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及至淹没嘴唇,甚至会涨得更高呢?但我将奋斗,我将生活得有价值,我将努力战胜,并赢得生活。世情悲欢,万般爱恨,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万仞冰山觅雪莲,天涯漫途亦如邻。我纵有一肩担尽古今愁的悲壮,奈何!褒来何荣,毁来何辱,毫行疏狂君莫笑,物外畸踪几人知?没骨花卉画的创造者、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恽南田说:“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时光轻捷,如马踏飞燕,闲云留鹤步,心随朗月高,“同能不如独诣”,和美的深奥内蕴日趋接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谦卑的画笔,砥砺姱修,人,作为终有一死者终将隐去,连王羲之在兰亭盛筵之时,亦不免感叹“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我却认为,死亡是生命在建构它自身意义的同时又在解构而实现对于生命的意义,“瞬刻中见永恒、刹那间见终古”,翰墨情韵铸艺魂,以无我之象形,欲对艺术形式作颠覆性的拓进,潇潇洒洒,抒写千千阙歌,飘于远方路上,聊记人生雪泥鸿爪。

   

 

    我仰望苍天,苍天答我以肃穆;我俯问大地,大地答我以苍茫;眼前,倒映着如血的残阳;一枝画笔,可否摇落千古悲凉?当未来也已成为过往,人生太匆匆,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的流行年代,也是极容易折断梦想、精致利己主义者大量衍生的年代。“声音响起,语言里是一片沉默”,又埋藏着怎样的困惑?但对一个人文艺术家来说,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有真我而后有真艺术,内心的探究光明之火,始终在勃勃燃烧。尽管天地迷蒙,世态汹汹,卫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我的灵魂总是经历着善与恶、光与黯、生与死的古老角力,总是在露寒料峭中对抗某种沉重的命运。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体验者和践行者,作为精神高地的朝圣者,我仍愿踽踽独行,若筏渡江,在精神的铺展、加持与自身文化心理和艺术品格的重新构建中,苦苦求索生命赋予的可能性,步云水千迭,踏激荡风雷,参悟未来,在对中国文化经典,西方文化风景,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停追逐中,力图用自己全部的人性热度和诗性才华在心灵意义上的交相辉映,以日拱一卒地努力,在汉语文化时空里,把人文主义的信念升起。先哲说:“守死善道。”惟此,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警我以气,策我以节。我没有乾坤一掷的气魄与能量,去鹤鸣九皋,虎啸丛莽,龙吟苍天,怒见山河不平,磨损万古长刀。只能悲于斯、忧于斯、思于斯,只愿变成一粒杜鹃花的种子,到枯木间去长满芳馨,倾覆在古老民族年轻的胸膛,去聆听那清丽凤鸣般的吟哦与啸叫;去深思到底什么才是人类需要的存在方式?!
   

    《周易·贲卦·彖辞》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已化成天下。”不管是浪漫飘逸,还是沉重沧桑,手中墨色饱蓄的笔端,凝结着世间苍生的苦乐,也印证过红尘中深深的凄楚。或许,总有一天,我的灵魂会化作千千点的红艳,随风散去,栖落在野蔷薇娇嫩的花瓣,静凝日月星辰、落霞夕照,弥漫淡淡的喜庆,等待冬天的白雪来引我归去大虚幻境;也或许,我并没有离开人间,而已化身为千缕微风,在宽广的大地与天空间自由翱翔……。但当我双脚还在神州行走,我只能去做一个踽踽独行的精神游牧者,掌一豆灯火,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丝丝缕缕,静美流年,水薷微茫,碧落穷秋,越过千里雪,飞度万山岭,去踏碎那光阴的铁锈和缩瑟的千年云烟。
   

    不管是中国哲学的虚实、阴阳理论与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休谟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康德的先验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构成整个哲学基础的除了经验的具象之外,还有一个精神性的抽象的超验的理想天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1970年)说:没有一点哲学,一个人终身都会是偏见的囚徒。艺术家应当是一个自觉于世俗的精神个体,因而,哲学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艺术思维,因为它(哲学)已经在他的生命里,已在他精神的深度和技艺的圆熟精湛中。而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艺术作品必有一种哲学的底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创造力、思想力,这样的作品被人们尊誉为思想奢侈品。艺术探索追求的精进,需要不为流俗所动的独立精神,需要康有为所谓“务在逆乎常纬”的气魄。思想的浅薄落后及精神的世俗虚伪是导致中国画坛人品画品平庸化的主要原因。一个艺术家能否在艺术史中留有痕迹,除精湛的艺术技能外,重要的一点是看其作品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所以,艺术家一定要多读书, 读原著、读经典、多穷理, 不断提高自身的器识。曾国藩曾手书:“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其言甚是!再者,艺术必须是创造,泉涌的审美想象伴随着燃烧的激情把主体情思灌注到艺术作品中,展现饱含着人文风骨与时代情怀对传统中国画现代阐释的经典性作品,才能闪耀在中国美术史册上。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个隐显门庭藩篱、权力之惑,极度时效的物质社会里,“我笑世人太现实,世人笑我太离奇。”唐代大画家张璪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主张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的高度统一。哲思慧语:色、受、想、行、识,五蕴相贯;动、痒、凉、暖、轻、重、涩、滑,八触生发。作画时有气傲烟霞、势凌风云之神韵,慕情油然。中国的儒仕千百年来奉孔学六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邦济世,拳拳之心,忧国忧民,辗转挣扎,做国家诤臣,倡言仁政,潜伏愚忠,剀切陈词、对抗不义,调和鼎鼐,与皇权苦苦周旋﹐疲惫不堪仍明月般皎洁,念兹在兹,寻求百性社稷安福之道,真而见疑,诚而被谤,血荐轩辕,真可谓千姿百态,有的更独立于朝廷又独立于江湖,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华夏大地,不失为一介狂狷。又有多少亲历衰兴的莘莘学子、耿耿过客忤逆官府遭受无穷无尽的磨难,“埋尽英雄芳草地,消磨岁序夕阳天。”歌其歌,哭其哭,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良性的政治是谋众生之福祉,不能离开人性综合之伦理平衡,《大学•礼记》中对政治家提出八项基本要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史风云淡去,往事今事人间事,前朝后朝各有评,残墨倾尽,五色朦胧,扼腕浩叹,泪下青襟。纵然世事变迁,我对这些华族史传中的硕学鸿才,以超然的时空观、以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境界持续地向上提升这一点上,怀古异世同情,屈原提供的天问精神及其浪漫的语言想象,波澜起伏的情感咏叹,人格原则和心灵真诚高于富贵、高于生命的精神标竿,壮怀激烈的浩然风骨,一直鞭挞、审视、索问着我的灵魂,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精神从来就是昂然站立着的,趴下的垮掉的只不过各个王朝而已。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到底善是人本善还是人本恶呢?人类是依赖于诸多关系而存在的类存在,有感世界的逻辑论证告诉我们:“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多少次遥望湛蓝的夜空,不知自己可否还沉醉在那世间的圆缺时,帮助我阻止了生命意志在文化困境中的自然滑落。黄宗羲言之有理: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我认为,许多煌极一时的世俗功利主义的社会产物最终会走向腐朽,而良知与人性却永恒。正身慎独,上下求索,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水流残阳,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嗔恚任起,褒贬由人,清净真如,出世破无明,生之穿越之旅中,心中坚持的是什么?有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石猴,跳出五行,不在阴阳之内,不在三界,了断生死,一无牵挂。然而,“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曹雪芹语)青骡驮伤千日行,宠辱经心冰炭惯,罔措之戚,涛声依旧,弯腰拾起的不都是感慨,步履留下的不都是忧伤,虽然历经风霜却不会迷蒙于彷徨,我相信自己所追求的人文价值,也愿意去为这个时代承担守护艺术意义的责任。相思踩着梦昧,凝聚千年的渴望,风暴似的涌动,横陈汉语的酸楚,纸面上的每一个铅字都是灼热的,有一种绿叶对根的血脉相连的情谊,更有一种对魅力无限的生命哲理的向往,呼喚着一个社会的人文主义的回答!

 

    人世间无数不可泯灭的亲情与悲壮,常常触动着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欷歔复欷歔,多少块垒于胸的凹凸往事,伴随着辛酸,如潮水般涌进全身又溢出眼眶,沉淀在思路的巢墟,晨曦中前行的我,自悬孤心于天壤,愿整个儿俯下身来成为衣衫褴褛的赤脚行者,只为那纯洁、神圣而又短暂的青春,收集残存的美丽,为那花样的年华,找到生命底色最初的梦想,如哀如慕,共守一方孤寂;只为明明德而证大道之艺术人生,留守一丝真气不坠,经得起时间的筛选,千百年后,仍可以从容淡定地接受人类文明史的审断,留得倾注着毕身心血的艺术作品在人间。

 

    寓世沉沦,时序错综,重愁粼粼,幽微莫测,大多数将逝之人都会有所感叹:“人赤身而来,空手而去,最后那一把黄土,既掩不住滚滚红尘,也载不起缥缈的灵魂。我们从来处来,却未必能够到去处去,怎样才能回到生命的源头呢?”早在公元前500多年,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躺在巴黎先贤祠里的伟大作家左拉(émile Zola1840年—1902年),铁肩担道义、摹世笔如椽,他一直进行着努力靠近真理和良心的思考:身为人类的一员,人性之挚爱无与伦比。”“只要正义得以伸张,只要观念留传下来,个人的际遇又何必在乎。我赞赏西方贵族文化中慷慨勇敢的正义精神,(“贵族aristocrats”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大德、贤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尊贵的人。犹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生贵胄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对于那些富裕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他们总是以丰厚的人格内涵穿越命运的惨烈与悲壮,以重重劫数累累创伤的生命代价,写下现实荒原梦中的万种风情。其实,我中华也有过这样的人类骄子:诗仙李白才气摩空却长流夜郎,捞月踪绝;“竹林七贤”精神领神嵇康从容抚琴,浪漫身祭《广陵散》;东林党人史可法扬州督师抗清,铮铮铁骨与城为殉;维新志士谭嗣同忠肝义胆,三刀斩头身首处菜市口;鉴湖女侠秋瑾书剑情怀家国,碧血染青史。等等,在审美领域,不就都是对一种魂丽心象求真问美的凛然忘我之追寻!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乾坤正气日月同光,这些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之历史精神的精彩,真正清晰深刻地呈现出了伟大中华文化浩浩巍巍、气贯长虹的精神质地,一峦挺秀,亘古不磨。我常想:这样的文化精神面前,中华民族没有迈不过去的万重难关!遗憾的是,在无声的夜里,好多次在梦中,我竟听见先烈们沉重的叹息声。所以有时我竟怔怔呆呆:杜鹃花发杜鹃啼,他(她)们其实并不需要同情和怀念,那是他(她)早已舍弃的东西,他(她)需要的,是知音,然而,知音又何在?

   

    “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天不老,情难绝,书蠹画魔,尘累不能拘,看什锦世界,大节难随九鼎沉,痛笑苍生红尘事,故我笔下的花鸟画尽可能摆脱“纤弱凡俗”的牵缠,还时不时以对时代的感受为经,以对人生的体悟为纬,恒心求索,进技于道,浇胸中块垒,戛戛独造,融己魂画魂国魂的郁勃昂藏于笔墨物象。宋代诗人杨万里《桂源铺》诗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女子如水,世间柔情唯如水,女子之大犹如水,湍急的水流更有一种独立、自由、承担、创造的精神,水啊,毕竟是要东流而去的,群山万岭又怎能抵挡得住呢?昊彼苍天,寥寥长风,丹心汗青,艺途孤履,行吟江畔,襟怀遥寄,南柯梦外,今世命定,生死契阔,孰证三生!

 

   【该文9000余字的主要内容连同作者24幅画作刊于中国美术学院《新美术》双月刊2012年第3期。2012429台湾《新生报》曾以《一位艺术大师的精神追问》为主标题,刊出14000余字的内容。此系全文,选自第3版《为思而在——中国画魂周天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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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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