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知识分子在“道”“势”之间的不同选择
发布时间2010-05-16

 

核心提示:根本的原因就是,“道从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潜在地控制知识分子的行为,它使知识分子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学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现出具有浓重实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识。它教会了人们如何骑墙,如何变脸,如何逃避,如何讨伐,如何攻击,如何奉承,如何撒谎,却惟独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坚守、如何执着、如何超越、如何独立。

  许纪霖在《智者的尊严》中写到,中国传统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无它:代圣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经六义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又说,中国的作为学统的“道”与作为政统的“势”从来都不是相对立的,虽然孔子说:“从道不从君”。但说归说,做却是另外一回事。孔子穿行于各国君主之间,即为一例;孟子则更甚,宣称“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舍我其谁”。由此可见,在现实的社会中,“道”常常屈从于“势”。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作为体现“道”的“天”是外在于人的不可目见的终极实体,由此为了现实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将“天道”俗化,并且声称“君主”即“天子”。由于先天地认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便不可质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体现,因此,国民对他的屈从成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么作为它的化身,君主当然无需反省,更谈不上忏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层级里,等级越高,意味权力越放纵无边、越无从约束。即便是将“法势术”合为一体的韩非子的学说,也无非是在尽其所能地为权力的放纵无边进行解释。君王穿“替天行道”的外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妨说正是中国传统的线性特色:从来没有两个或多个并立对等的权威或主体,有的只是一层压一层的等级关系,上层可以无度地倾轧下层,下层却无法监督约束上层;在这样一个关系语境中,人人都在为进入这一体系的最上层而相互倾轧,相互吞噬。“学而优则仕”便是最精当的证明。因此,在中国,当“仕”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时,“道”从于“势”便成为必然。

  由此导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绝少有特立独行之士。即便为人们所称道的人格榜样屈原、陶渊明又如何呢?其独立人格也只是相对于帝王奴仆而言的,但在其内心,个人本体从来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意识。他们的人格表现在为了表示自己对“君主—势—道”系统的忠诚而不屑与小人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潜也罢,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问小人”层面,从来没有上升到“问君”的高度。所谓“天下有道则轴之,无道则隐之”,可以概括一二。
 

而在西方,“道”与“势”是相对独立、并立的,这和古希腊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关,也和对上帝的执着信仰有关,是双权并立的产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诸多的哲人同时又是神学家,如培根,即忠实地信仰上帝,又执着于研究数学、哲学。其共同特征都是:超越王权。这与中国人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从势”的世俗功利性态度截然不同。

  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西方则多有大量的为知识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性人格知识分子。他们能够为知识而探索知识,而不陷于狭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实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个群体,有他们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充分的哲学思想作为积淀,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权、法治、个性主义等超越王权的思想才能传播得如此深广,深入人心;文化“现代性”的转化才能如此的顺利。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的五四运动,不能说它没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断呢?人们习惯的看法是历史形势使然。缺乏反省历史的态度,缺乏正视现实的精神,以及阿Q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滑头让我们满足于这种遮羞布式的解释。我们敢说,这种解释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吗?体现了真正的“道”的尊严吗?根本的原因就是,“道从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潜在地控制知识分子的行为,它使知识分子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学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现出具有浓重实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识。它教会了人们如何骑墙,如何变脸,如何逃避,如何讨伐,如何攻击,如何奉承,如何撒谎,却惟独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坚守、如何执着、如何超越、如何独立。

  因此,五四运动所开创的人文传统的一再断裂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种断裂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从表面上看,新的社会已经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中国和现代性的人与文化已经建立。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政治的大狂欢”形式,以“追求现代性”这样一副冠冕堂皇的虚假面目,上演了一幕幕传统糟粕大张旗鼓回归的滑稽剧。它宣告了“道”在“势”面前的彻底失败,现代性独立人格被压抑到极点,现代性文化彻底中断。唯有反省,才能踏出前进的第一步。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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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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