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复兴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我的艺术论
发布时间2016-12-19

中国文艺复兴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我的艺术论

 

周天黎


摘自2016年1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本文时的编者语:

    怀有赤子之心、澎湃着艺术创作激情的周天黎,其精神家族中,有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屈原、嵇康、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唐伯虎、李清照、陆游、徐渭、八大、石涛、曹雪芹、郑板桥、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秋瑾、鲁迅、陈寅恪等等先贤巨擘,以及对世界一流优秀先进文化艺术思想的掌握吸收。她的绘画,灵性敏觉,创新求变,色墨相融,独具一格,在宋代绘画走到21世纪这个艰难的关节点之际,开创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她写艺论,哲理之辩,荡思八荒,坐看星云,独钓银河,启迪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对当代美术的发展进程产生着理论性影响。

 

    中华文化复兴,需要艺术家担纲起艺术启蒙、审美感召和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重任,需要艺术家在此基础上用良知与民族精神来重塑民族之魂。


    纤毫任几重,历经多少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道心微茫,苍苍莽莽,击壤不吟,南熏谁操?当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又何以立身?何以问艺?何以经世?岁月无声任去留,笔墨有情写人生,咫尺应须论万里。艺术家要做社会良知的监护者,做好社会道德结构中的坚实基石,要能够在灵与肉、正与邪、善与恶、惘与醒、义与利的矛盾对抗中,思考人生、生命和艺术的价值,升华自己的境界。


    水墨不因陋斋浅,丹青总与山河壮。只专心专注于艺术本身的学问是不够的,需要涉进到人类社会文化这门整体学问,需要丰饶的文化精神和高贵的生命哲学作心灵的内涵。从而在更具深度的人文视野中去发掘艺术的价值,担纲起艺术启蒙、审美感召和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我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的生活意义离不开社会环境,艺术家的观照对象永远应该与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我认为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回避对社会史的认识和反思。以及敏锐地感受到转型期的社会震荡与时代的矛盾危机,如此,在对客观对象的视觉体验和情绪生发中;在碑碣粉碎的谬颓浊浪里;在簪缨荆冠的痛苦加冕时,才能把握住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审美意义、才能具有超越一般画家们所认知的艺术感受。

    

    中国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实际上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文艺术精神的深刻理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安《淮南子》、曹植《典论·论文》、肖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王若虚《滹南诗话》、袁枚《随园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等,在道尽作诗填词的奥妙中,都包含着“诗言志”的人文求索。不充分认识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优秀的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文化的母亲,知所感戴,知所敬畏,知所赞美。不管是严峻的批判性审视,还是对开拓崛起的真诚建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的道义责任,在于捍卫和保持优秀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命运的存续和发展。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历史上许多次与外来文化的交汇中,中华文化都能兼收并蓄并成就了自身的博大。

 

人接纳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就是人接纳正面意义的正义价值与美好价值,而人文精神的强弱,决定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格局。因而,我首先用道与义为祖国承担义务。这个扰攘又精神缧绁的时代,十分需要人文艺术与艺术思想的震荡。

 

艺术家对社会、对人文的深入关照与责任担当,有助于生发宏大心志,促发创新激情,拓宽学术视野。

 

一个民族的艺术发展,必须以高尚的文化精神作为人文导航。面对一种史所空前的物质性暴发的诱惑,面对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惯性、庸常宿命等等的撕破与祛魅,面对人文精神的邃衰剧歇,置身一个对爱的物化,对他人苦难的冷漠甚至窃喜,对急功近利的追捧和对知识沉澱轻视的社会,也不能不思索:拿什么去拯救我们的世道人心?如何以“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去为当代文化精神扬善美之果并提供价值基础?

 

艺术是人的心灵历程、人的灵魂的表达,艺术家在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中,能提高艺术家文化身份的自觉,从而使艺术主体性的语言本身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获得更多的开拓激情和思想刺激。否则,就会缺少一种宏大的心志和与其相应的学术视野,难以走出精神均质化和高级庸众的普适状态。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得好:“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一定富有审美道德和哲学知识,载承着自由人性的前行足迹,同时,艺术创作上,必然从人文领域和视觉领域进行双重思考,并敢于只身与这个时代的庸常世俗文化、消费主义相抗衡,使自己成为高贵文化精神的守夜人。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真正的大家、大师必定已从“技匠”升华至“问道”,既是人文启蒙与文化引领者,也是时代的批判者。

    艺术家应该也是社会思考的脑,思考是思想的起源,但思考并不等于思想,现今多是有学术专业而乏深刻的思想,各种学术性论文及专著不少,但目前更需要的是能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做出有前瞻性与洞察力的思想性贡献。杰出的艺术家于艺术思想的探险是其必然。新颖的技法和娴熟的笔墨运用仅属于思考的范畴,这对一个名画家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思想创新与想象力,同时又能笔随心动,意在笔前。而且,真正的大家、大师必定是从“技匠”升华至“问道”。所以,我不认同只讲笔墨技术和观念实验,但没有社会和文化批判维度的艺术理念。绘画创作如果匮缺文化内涵与精神思想层面的提升,笔墨技术再讲究,对人类思维的知性贡献上,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能放进废品回收箱。

    

    艺术与审美的人生密切相关,艺术家之所以高于一般艺师技匠型画家,分别在于,艺术家是以思想和精神进入到某个层面并用创造性的艺术视觉语言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知觉与意识,为艺者必先思,画家无文则庸。一位艺术大师的价值信念中,必定有着强大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撑。风尘三尺剑,艺术家是人类认知和认智及认能途上的永不停歇的行者,骨血之中承载以知识与学养淬炼出的对真理、文明的永恒追求,也不可能没有对时代的批判和文化的引领。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知言”又是社会性存在中明理分辨的良知表达与道义担当。而文化总是指向精神之存在,否则文明就难以从文化中不断生长。人文精神是从更高的视角中悲悯人类的命运,寻求生命所具有的伦理价值,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真实理解后所产生的感觉,在这种感觉里产生的和人的尊严连在一起的铮铮作响的审美旋律,构成了人文艺术的伟大诗篇。这也是中国文艺复兴到来前必将出现的先声!

 

关于人类艺术的评价标准,十九世纪已有了这样的共识:一是对人类生活状态感知的深度与广度;二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情怀体验的深度与广度;三是对人类艺术体例探索创造的深度和广度。今天,醒与非醒,都看到了艺术界人性的荒漠。没错,艺术创作是个人化的创造活动,但艺术大师的个人化应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所承载,因为那是灵魂的事业,是在对一个遥远的承诺臣服着现实的精神苦役,是对自己信仰的终极守望。真正的大师是求道者而非求利者,伫立在净界与上界之间,执迷的人性与高扬的神性使他们自愿以戴枷的身心深陷下界,关注的是世道,因世道的主体是人道。而艺术的深度与敏锐的人文触觉则来自于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凛凛犹堪涤砺,在一种艺术使命和精神力学的不断倾撞下,是燃烧生命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将承载起这个民族的精魂和历史,他们更应该是时代的先知和历史的候鸟,骎骎然,把真善美之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追求物质文明无可厚非,而漠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则容易引发人性危机,这尤显艺术家追求“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

 

人在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生命意义追寻的漠视,将导致人的主体性在黑暗的精神真空中消失。一旦失去了对这种意义的追寻,我们和行尸走肉又有何差别?人性是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良善统一的体现,没有信仰的实用主义已经造成人在质疑人的价值,那是属于人的危机!要警惕社会流俗正在使人格的丑鄙合理化。当前,人类又一次到了对自己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肆意释放潜藏在人本能深处的兽性和物性贪欲,会让人类奔向地狱之门。人类高贵的包涵着真善美的知识价值、情感价值、品质价值是对人类动物劣根性裂变、是对人类社会狼性化划界的神圣禁碑!

 

在当代,真正的艺术大师对人道、人性、人权、人本、人学为内涵的“以人为本”的命题,必然有着本能渴望的追索,有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范畴,在人世间精神枯萎凋残,沉堕于物欲大梦之际,有着一颗早起的心灵,在大孽大爱大伪大真中,有为正义的努力,有给予尘世的润泽,更有铭刻在精神纪念碑上的刚硬结论。却不会身居迭翠深山,采霞而食,绝谷饮泉,不食人间烟火。诚如俄国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任何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和石涛所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也如潘天寿指出:“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艺之高下,终在境界。”艺术家只有真诚地关注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理念和人文关怀、文明进程,艺术才能突破世俗理念的围困,才能找到艺术的内在质感并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成为一种远远高于自我利益的具有人性和道德意义的伟大事业,在道无常形中求得变从常起的拓展,激发出丰沛的笔墨情怀和写意精神,承担起大变革时代艺术应有的社会担当。

 

     具有历史地位的真正艺术大师,最重要的是他对人文主义精神价值观的坚持和张扬,对人类文化变革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中华元素、八面来风、文化创新、精神重建”。

 

托尔斯泰说过一段话:“黑格尔支持这样的看法,即真正的美,必然包括了哲学、宗教及生命本身。”是什么东西才能催生出被后人追慕的真正的艺术巨匠?不可缺少的是高贵的宗教情怀、深邃的哲学思辨和厚实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大孤独、大苦闷、大激情。历史在认定一个真正的大画家、艺术大师的历史地位时,最重要的是他对人文主义精神价值观的坚持和张扬,是他对人类文化变革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具有极高人文思想价值的美术作品不仅是伟大的,更是永恒的。反之,离开了这个坐标高度,都是些沽名钓誉的炒作折腾瞎起哄。

 

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胸中没有上下千古之思,腕下何来纵横万里之势。目光不能穿越几百年,焉能成为大家大师?我认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向前发展离不开这十六个字:中华元素、八面来风、文化创新、精神重建。

    

    艺术,乃形上之道法,没有创意就没有生命。领悟就是在观照超越自己的东西,从低维世界走向高维时空的一段途程。艺术创作中要有超越瓶颈的意念与美的思考,要有一种处于绝地的顽强突围,作为艺术家,不能一味要求让新的感受符合我们旧的观念,同时也要让新的体验去扩充我们以往的观念。如果我们能不断扩充我们的观念,那么,我们欣赏的美也将成倍地增加。

    

    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惰性和夜郎自大式的国粹时髦,是艺术创新和文化发展的精神障碍。秉天地之精华而创生的中华文化,要敢于和今日处于制高点的西方文明洪波共涌,以人类意志与生命意义激荡起万倾碧波,为整个时代孕育出最鲜活的血液,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超越历史想象的浩瀚活力。我们不能以中西为沟壑、古今为壁垒,而应海纳百川,要为融汇古今中西文化积极践行。二十一世纪新人文主义精神提倡多元文化互补,这是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文化自信和基本格局,以及应需呈现的大变革、大跨越、大气象,这也是中华民族宽阔的民族主义伟大胸怀之思想体现。道沿圣以垂艺,圣因艺而明道。只有这些以生命燃烧着审美激情、并以无畏的探索意志去扩展艺术存在疆域和人文意义的精英群体,才能真正拉开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时代之幕而耀照历史苍穹!有抱负的中国艺术家们:人的心需要经过信念之火的焚烧,才能战胜虚无宿命和物欲麻痹的黑暗吞噬,而所有精神内涵丰饶的真善美的献祭者,都会被历史雷电刻下流光溢彩的碑迹,一个创造与属于中国文化艺术大师的时代已经来临,你们听到命运的呼唤了吗?!

 

    艺术家必须克服精神上的虚无,要追求艺术与生命的真正意义,要成为社会高尚道德精神的标竿。艺术机构需克弊扬长,勇于担起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艺术家必须克服精神上的虚无,要追求艺术与生命的真正意义,要成为社会高尚道德精神的标竿。艺术机构需克弊扬长,勇于担起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精神上的虚无。一个行尸走肉般的灵魂就如一块萎烂的精神枯木,如何去追求艺术与生命的意义?一位艺术大家必须从精神性上去找到对接这个时代的出口。只有保持对高尚文化精神源源不绝的热情并自我反省自己人格与精神上的欠缺,艺术家们才能有自我拯救的机遇而脱离庸俗。中国美术界要出大家大师,首先务必重建起高尚的道德精神的标竿。否则,讲得辞厉一点,什么“中国画的伟大复兴”、“中国画的大国风范”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桅杆已遥遥在目”等等口号式的演绎,都犹似断了头的蜻蜓,不着边际且没有任何意义。更遑论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与高贵品格!

 

    我认为在艺术上,内心的浮躁必定导致创作的肤浅。看到当今中国美术界本来颇有才气的一些艺术家,只向贵富求赏心,流水线作业,不择手段地贪婪地搂抱着金钱;有的拼命挣扎想成为行走于权力走廊上的人物,又屈服于商业文化的利诱,根本迈不开精神独主与艺术创新的步子。有少数人,官场孺相、圈内大佬写手修饰之下的尥蹶之态,内藏的其实是一付猴酸的贱骨头,笑闹迭出,忍俊不禁,更向荒唐演大荒,何苦呢!这只能是走向艺术的堕落。艺术上能否成大器与在美术界有没有头衔,或有多大头衔没有必然关系。我看,为争个什么“美协理事”、“美协主席”、“画院院长”、“书协理事”“书协主席”之类头衔和排名前后而费尽心机的人,往往在艺术上终难以成大器。坦诚地说,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虽然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当前的美协、画院体制里,其思想境界、人文底蕴和精神力量还是短显而易见,艺术状态精致庸常,平原丘陵,难以产生峻拔峰峦,难以承受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责任,文化体制的继续改革与深化确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多元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资源有益于艺术创作的繁盛。但艺术家更要为艺术创作的文化价值负责。我们不能遗忘:良知是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永远的呼唤,是艺术实践中永远的启明星。真正的艺术家是悲悯的,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一份同情。要坚守艺术的道德底线、正义的边界,并始终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艺术创作的一种最高境界是表现悲剧性之美感;是一个画家自己的生命,灵魂,良知对真、善、美最真诚的献祭!

 

昨天的创新已成为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新将成为明天的传统。传统的审美理想、创作理念在新的世纪必将受到新的审美情状、审美心理、审美创造的挑战。头脑僵化,保守颟顸,托古鉴抄,把技术当艺术,是艺术创作的无望之路。中国美术界十分需要一种独立创新的文化习性。当大众论述仍以旧思维来看待传统艺术发展时,我需要登上一个新的高度,期待一个新的视野。

    

    驱动我人生的三种激情:渴望艺术、追求知识、对人类的苦难抱有情不自禁的怜悯之心。每个人终将独自面对生与死的重大主题,不管是没有尽头的阴森凄凉,还是永恒的自由,我都愿以身相殉,做一个飞流直下的大瀑布的孤魂,为中华艺术人文精神的飙扬汇流涌潮,以响天彻地的呼啸呐喊,去冲刷人性中的精神荒原!

 

缺乏人文精神的画家,只能归类为手艺匠人。绘画当以“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对一个中国画家来说,笔墨关书法,文化蕴内涵,创新是出路,良知成品格,哲理升气韵,缺一不可!

 

    艺术家莫西施效颦古人“禅意”,要敢于突破传统程序,要做人类现实生命意义的关注者和创造者。

 

我不赞成今天的中青年画家们仍似明清朝代的画家那样,西施效颦式地用“先勾勒,后皱擦,再点染”的传统程序,去描绘远古的山水意境;以一种“把玩”的心态去宣扬两耳不闻世事的所谓的“禅意”。我看画坛上有些人也不像历史上那些真正寄情丹青的士人,能心离红尘,肯苦守黄土终老田畴。说穿了是今天有些过于精明世故又不思长进的人在故弄玄虚而已。青年人不能去学他们。另外,对黄宾虹的积墨、破墨,对张大千、刘海粟的彩墨,都不能成为死板的教条。包括我们在敬佩吴昌硕非凡艺术成就的同时,也要看清他不少应酬及谋生卖画作品中的平庸和俗气。时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意识和观念不能被格式化,必须吞吐百家,不断更新,我们的艺术才有生命力。

    

    艺术探索追求的精进,需要不为流俗所动的独立精神,需要康有为所谓“务在逆乎常纬”的气魄。思想的浅薄落后及精神的世俗虚伪是导致中国画坛人品画品平庸化的主要原因。一个艺术家能否在艺术史中留有痕迹,除精湛的艺术技能外,重要的一点是看其作品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再者,我笔归我有,艺术必须是创造,泉涌的审美想象伴随着燃烧的激情把主体情思灌注到艺术作品中,展现饱含着人文风骨与时代情怀、对传统中国画作很好现代阐释的经典性作品,才能闪耀在美术史册上。

    

    画者要感悟画道与天道、人道之内在融通,勇敢探索艺术语言的表现方式。在苦练技法的同时,更要加深在文、史、哲、时、政、艺方面修养,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作品。

    

    由于没有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支撑,加致信仰塌陷,孽衍权力腐败、知识堕落、道德沦丧、思想狭隘、弊病丛生。美术界不少人还把中国画坛当成了道德的屠宰场、江湖店。画人无品,为人无赖,派同伐异,派异伐同,一副拉、托、攀、套、做、捧、拍、拜、跟、唬的情状写照,道貌岸然内是太多苟营的聪明,太少通达的智慧,以及人不要脸鬼都怕:操守猥琐、同行间酸葡萄似的晦暗心态常常作祟,好名鲜实,争风呷醋,宗派之争,竞相诋毁,且财迷心窍、情色潜规则、哈叭狗一样奴颜婢膝、鄙俗下贱、倚门卖笑、乞食乞怜、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言行背离、谄词令色、野狗抢骨头、巴结权贵求闻达,似大批灵魂枯瘪的过客被某种鬼诡怖悸的咒语锁定,梦魇已开始蔓延,急需用艺术良知来梳理内心的迷思!

 

陆游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真正的艺术家还应该是人类现实生命意义的关注者和创造者,是社会转型期的敏锐观察者、感受者,在人类历史演进、文明进步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以超前的意识思考人生、探索人性。卓越的画家区别于着重手艺的画匠,是因为他们具有以人文精神为根基的艺术观念,具有直面现代文明矛盾的前沿思想,不是要提供社会流行的东西,而是要对社会的问题提出质疑和反思。我鼓励艺术家要走出书斋画室,走出象牙塔,走向广大的天地自由地去感受世纪的风雨雷鸣,去省察历史流迹的记忆文本,用画笔去刻写思想、生命与艺术的奇迹,因为那是一切艺术创作无比深邃的源泉,无限广袤的背景。

 

艺术家是醒着做梦的人。精神的抽离与人文的失落必将导致艺术的平庸与恶俗化。作为一个社会心灵的思考者,艺术家必须深思,像一个行走在泥泞道路上惶然直行的苦吟诗人,用真诚去触摸灵魂,在风云变幻的天空底下,体证,观察,思考,表达,追问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一个新时代的杰出的中国画家,必定是对社会发展极为认真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必定是社会良知方阵中坚定的一员。

 要成为艺术大家,就要在自己作品中充分表现出充满个性的灵魂、感情和思想,而不能过分迎合世俗。

 

中国绘画上千年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造型概念及程序,每个画家都有他自已的审美范畴和人生侷限,要有所突破谈何容易,成就的高低要看他们自己的颖悟造化。我记得雨果说过:“衡量伟大的唯一尺度是他的精神发展和道德水平。”贫瘠的思想之地永远长不出伟大的艺术之果,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要向年轻的画家朋友们忠告:一个新时代的杰出的中国画家,必定是对社会发展极为认真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必定是社会良知方阵中坚定的一员。文化艺术的最高天职之一就是培养人类高贵的、包含着真善美的文化品格。因而,画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仅仅娴熟于骨法用笔、皴擦点染、肌理效果、线条运行、墨分五色、取象造境及平、留、圆、重、变等技巧,顶多也只能成为一个高明的画匠。艺术的不朽,在于其内在的生命力。没有内蕴深邃的文化哲理、思想精神,不能满怀善良、纯真和悲悯,不重视画品和人格的修炼,艺术境界是不会高的,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大师的。

 

世界级雕塑大师罗丹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在艺术中,只有具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我个人理解,所谓性格,就是指艺术家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充满个性的灵魂、感情和思想。至于艺术技巧,也只有在人生情感与人生哲理的强烈驱动下,才能原创出能掀起观众心灵凝视力量的好作品。有一个看法我要直说,但也会得罪一些美术界朋友。在中国,在目前这个金钱力量崛起而导致许多画家精神平庸的社会发展阶段,艺术创作不应甜俗地去讨好一般人。一个有抱负、想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重要位置的艺术家,更要去追求中国水墨画之高品位的发展。红尘浪里,孤峰顶上,决不能去做名利场上的角斗士,成为一个缧世之徒。

    

    艺术是生命的延伸,并非是疏离生命的人为的手工雕琢。艺术创作不能没有人文情怀,不能失去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艺术决不是金钱和一次成功的拍卖。

 

何谓人文精神?何谓以人为本?我认为那是以生命价值为基础的,以宽容、人道的社会原则,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价值,个体人格尊严的尊重。鼓励社会上每一个公民崇真尚善以及对自由、民主、法制、平等、博爱、公义与和谐精神这些人类普遍价值的真诚向往和追求。

 

画贵立品。一个艺术家的尊严只能来自他所拥有的价值理想和对理想的践履。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性情中人,都有迥然出尘拒斥流俗之心态。作为一个在生存中体验生存意义的艺术家,我无法背对世界。

    

    我一直认为,文明与崇高的道德理念是中华文化精神赖以维系的栋梁。金钱和权势的力量尽管可以蛮横一时,但无法改变一位艺术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嵚崎磊落、视富贵如浮云,能冲破世俗的壁障街垒、义无反顾地去追求精神世界丰富的人。

    

    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创造者,决不是学完一套技巧,便年复一年地画下去就行了;更不是以商业价格的多少来衡量与自我满足。断裂社会利益冲突失衡的环境中,价格炒作得很高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当代画坛的真正品质。要成为一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画家,首先必须把人道精神和人文情怀作为自身人格建设的前提。一位对人世间的苦难充满同情和怜悯的艺术家,才是一位对道义力量的拥有者。我始终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毕竟是依靠美好的人性去推动的。

 

正是通过对苦难的承担,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让灵魂攀上一个高度,不是为了俯瞰,而是为了叠加着痛的自省,艺术家的灵魂不仅在作品中,也在他的生活中。

 

今天的中国画家们十分需要从观念层次上去拓宽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并去真实地记录画家特定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历程,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会给所经历的时代留下空白。    

 

    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这既是中国美学格调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灵魂

 

人,难免会碰到社会中的腐朽与黑暗,但我会努力保持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的底线,不阿谀恶,更不同流合污。当善遭受非议及折难时,表达我的同情。我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艺术观点: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它不仅是中国美学格调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灵魂!艺术家所追求的真善美,并不是纸上写写的道德审美语言,也不是嘴上说说的忽悠辞藻,而是现实生存环境里感视到的东西。在当前的中国画坛,一个画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是否具有人文情怀的支撑,是否具有人类普遍正面价值观的精神取向,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人类在罪孽与苦难后,必然会产生某种彻悟,成为改正人类自身错误的圭臬。我的画笔总想追随这一圭臬行走,去修葺满目疮痍的精神世界,去增重对生命和文明的加持力。我只要有一双与灵魂相行的赤裸双足,就无惧前路上的遍地荆棘。

    

    悲剧的意义在于对灾难的精神反抗。裸露中国文化的历史伤痕,是为了重建精神的家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也是一笔特殊的财富。

 

当艺术不再成为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画件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技法演练,无法构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

    

    在这个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如果不去努力夯实自己的知识与信仰思辩,不能以风骨盈健为魂,不能以正大气象为格,不能突破旧传统、官僚化的束缚,不能跳出小圈子的作派,没有深重的人性体悟,没有直抒心灵的勇气,没有深刻的思想求索,没有对美的价值、对艺术精神的坚守,仅仅只注重追求形式而忽略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受;甚至向世俗力量献媚,和乐感文化合流,被那种遁世、出世、享乐、虚伪、消费主义的创作观牵引,以功利和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对待绘画(绘画在不少人中其实只是一门赚钱的手工艺,故涂着文化脂粉游走江湖者何其多也),那已经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是画不出具有独特风貌的艺术杰作,也决不可能尺幅千里,佳品传世。这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的民族,要求自己的艺术大家、大师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理解人生,理解艺术。

 

    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为善者,善无不至;挟才为恶者,恶亦无不致矣。我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的现实轨迹告诉我,自我表现并不等同于内心世界真善美情感的发掘,仅仅强调艺术的形式美和写意精神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以丰沛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纳粹德国女导演莱芬史达一系列彰显纳粹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代表作,使人们提高了对于艺术家自身人性之恶方面的警觉。因而,良知应该是所有艺术家心灵秩序中的先验结构。缺乏这个基点,任何艺术理念只是营垒意义上功能性的构筑,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情怀与心灵律动,很容易产生美学上的歧义。

 

那些始终坚持对良知、正义、人道、博爱、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这些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认同与体现、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笔酣墨饱、凝炼苍劲、生气郁勃的诗章般的作品,犹如沙土中的金子,将被我们的后代所珍视;而一切甜俗媚世、投机取巧、恭颂争宠、精神苍白、没有创造力量的作品都将在短暂年月的灰尘中速朽,这类画家也好象是寄生在江边的一堆泡沫浮萍,很快就会被时间的流水冲得杳无踪影。

 

    文化精神、思想哲理和艺术天赋决定能否成为艺术大家。对抗世俗潮流,挣脱时代局限,突破自身拘囿永远是大艺术家的课题。

 

许多企业家都在仰望财富的高度,这没错。但是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我探索的是财富之上的新纬度。艺术是一种生命情感意象。一个艺术家如果沦为权贵和金钱的俘虏,放弃独立的艺术视野与自己良知的意义认定,就难以对这个世界表达独特见解,也难以拿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成果。艺术应有的骄傲与尊严也将随之丧失殆尽。有位自谓富有贵族精神大企业家曾突然问我,贵族精神是什么?我回答他:真正的贵族精神,不在于你拥有多高的地位和多大的财富,而是从骨子精神里透出的人文修养与善良品性,以及永无止境地汲取高尚的文化力量。

 

一个追求卓越的艺术家,应该摆脱匠气,充满心思灵敏的感荡,从心灵上超凡性慧、生发与感受美,这种精神素质是艺术技巧所不能替代的。心灵的表现力和意象再创造力的强弱与丰富,直接关系到一个艺术家艺术创作成就的高低。而对抗世俗潮流、挣脱时代局限、突破自身拘囿,永远是大艺术家的课题。

 

艺术就是要去追求和表达灵性之象形。当你拥有真挚崇高的感情、纯真的灵魂时,才能真正领略超越物质美象的沁入心魂的精神之美。艺术家如果背弃追求真善美的誓约,就如一个猥琐酸涩之徒把灵魂出卖给了恶鬼。

    

    石涛说得对:“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画家画到最后,特别是朝大家、大师级这样的层阶迈进时,不再仅仅是笔墨技巧问题,更和官位权势的大小无关,而是文化精神、思想哲理的深厚以及艺术天赋的多寡之分。为此,尽管荆棘丛生,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艺术大师们的思维路径,都不可能去回避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关于真理与自由的思考;关于人生与艺术的思考。否则,就无法聚天籁、地籁和人籁之灵气,大化于神,玄览宇宙万象之大美。

 

    “笔墨当随时代”,笔墨更当开创时代 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秀的艺术,因为哲学艺术才变得伟大。

 

    对待传统问题,宿醉者的颓唐和循规者的碌碌都不足取。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艺术探索、创新的认识要更进一步:笔墨更当开创时代!缺乏人文思想理念千篇一律的绘画作品,看上去技法程序多么熟练,但不具有艺术的长久生命力。  

 

    世间不缺术而甚缺道,技术技巧可在时间里求,道需要在生命的修行中悟。呕心沥血地苦练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白等中国画的笔法、墨法、水法技巧固然十分重要,但上述诸法只有在画家的知识修养、人文内涵、思想哲理、良知正义为深厚文化底蕴的状况下,才能把相对程序化的技巧上的“法”,浑化发挥到一个至高的境界,才能真正展现出属于美学范畴的精神气质与独具魅力的艺术个性。

 

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秀的艺术,因为哲学,艺术才变得伟大。没有哲思后的生命冲动,就没有伟大的艺术。中国艺术哲学精神的终极指向是人与自然,一个画家要有深度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才能使自己作品产生生命意义,才能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作用,这是当今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操守,也是艺术作品的价值坐标。

 

    “人是万物尺度。”古希腊哲学大师普洛泰戈拉(约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11年)提出的著名的生命哲学箴言,不但标志着古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的根本转变,其提出的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命题,以里程碑的姿态启迪着后人,开辟着思想的道路,推动使以“人为主体性地位”的观点被人类社会发展史明确认知。自此文明演进而来的人文精神又使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崇高的性质。在这个社会审美能力普遍低下又处于裂变的时代,当代画家要深触混杂交织的社会因素及文化根源的实质内核,以知践行。也只有以进步文化、人文价值和文明精神去总揽全局,并以诗意的想象和美感,日复一日地铭刻人性的力量,才能在人类社会当代文明文化建构的意义上画下不朽。

 

    任何一种进步最初都是由具备超前意识和变革思想的人首先发起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超越历史宿命的精神创造的过程,意味着哲学、史学、法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诸多文化形式的全面崛起。 

 

从人类艺术史中常常看到,天才们总是经历着孤独和苦难的铸炼。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不会畏惧舆论的压力,能在严峻中忍受寂寞;也不会随舆论的赞誉而起舞,却在与时俱进中千山独行。往往,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有没有影响,也可看看对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有没有人反对,有时,我觉得如果没有反对的声音,还是欠缺一些意义。

 

任何一种进步最初都是由具备超前意识和变革思想的人首先发起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超越历史宿命的精神创造的过程,意味着哲学、史学、法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诸多文化形式的全面崛起。否则,谈不上真正的复兴。

 

    现代社会精神的荒芜以及人对命运的不安与疲惫焦灼,使中国艺术界许多生命变得狭窄、僵硬、卑琐、无趣,人文主义道德激情与高尚文化养料的稀缺,让不少人在虚伪和遮蔽中失去了自然和本真,不见了悲悯的情怀、求真的勇气、是非的界线、反省的敏感,更与艺术精神和视觉思想失去了关联。那五花八门的什锦光鲜、声色犬马,只不过是浮生若梦的过客身影,一群群鱼虾泥鳅缠挤杂混于浊浆中苟活,物欲撩拨、世相百态、汗牛充栋,价值观的扭曲如狂风凛冽!时代的痛、文化的痛、个体的痛和情绪的积垢,都是那么的刻骨。然而,如卡夫卡所说:“最深的恐惧之处有最深的拯救存在”,一部艺术史其实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发展史,真正践行人文主义理想的艺术家,却可以在信仰中立定自己的脚根,在深渊中成就自己的高度,在迷霾中闪出自己的霞光,意象相即,心驰万仞,天人合一,升扬优秀中华文化的尊严,并去引领和推动文明的进程。李白诗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在苍茫白色中看到壮阔临在,那奔腾而去一路留下的惊心动魄的风景,观之骇视而拭目,听之倾首而竦耳。自己虽然两鬓已霜,但仍奢望在精神守持中,不失赤子之心,为流变的岁月写下表现时代特质的一笔。肩承着中华文化托命的艺术家啊!面对西去的落霞,不要温和地走进那永远的长夜,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

 

丹青苍龙舞,翰墨虎豹吟。执笔河海阔,人间毁誉轻。艺术本身就是人在求索精神制高点,而寻找意义需要丰饶的心灵,需要血泪盈襟的悲悯和关爱,真正的中国画大师和大艺术家们不会仅仅满足于自身的采菊东篱、濯足清流、醉卧明月、目送归鸿,面对人世间的万种艰难,必然是寂寞的智者、精神的仆人、启蒙的先驱、中华文艺复兴的追梦人,常以忧思点燃烛照,仍能似霜般白,如火般烈,穿越精神的戈壁,以旷古幽怀的感悟,贯通天地境界,思索永恒,长哦挥洒,问天、问地、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无穷的精神追问中,生风生雨生雷电,诞生出千古佳作!

 

(原文刊于2013年4月20日《美术报》,因篇幅关系,人民日报海外版编发部分内容并略作修改。周天黎艺术文论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为人文艺术的领军人物,周天黎已经洞悉到,21世纪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遇到了时代文化精神的递进和本身绘画语言有待更新的双重问题。而她始终把人文思想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精神骨架,在虔诚继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又能以批判、开放和向前发展的文化心态,跳出传统文人画与当代审美意识的错位,认真思考“洋为中用”的现实意义,大胆借鉴西方印象派与现代主义绘画形式,深化中国传统绘画的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强烈的绘画语言和抒情体系。周天黎的思想、情感、意志和视觉之表达,突破了惯用思路与方式的掣肘,并因出其不意的独创性打开中国绘画的新视野,为传统水墨语言进入当代艺术语境,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呈现出开宗立派的精神气象。

 ——摘自2017年1月7日《美术报》

    

    著名美术史论家、博士生导师、12卷本巨著《中国美术史》执行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创办人、美术研究所名誉所长邓福星教授认为:“周天黎是极少数能够跳出美术界各种小圈子、各派别,站在人类艺术发展的高峰来俯视和思考中国绘画创新与发展的大艺术家,且能以独具见识、融汇中西的美学理论来相互映发自己的创作实践。她的绘画别致独造,自成一格,迥然有别于人们司空见惯的各种流行范式;她的著作《我的艺术论》、《艺术沉思录》人文艺术思想之广博与深邃,是艺术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文献,随着岁月的延伸,会逐渐呈现出对于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意义。

——摘自2013年12月7日《美术报》

 

    著名美术史论家、博士生导师、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在《周天黎的艺与境》一文中写道:“周天黎的作品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形式世界与精神空间,她在绘画里融注了对社会、历史与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人对世界的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深思考与苦苦求索,延续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那种最可贵的精神与人性的寻觅,当然还有更多对于艺术本体的可贵探索和有益实践,以及高超的自我独创的‘积彩色调水墨’的色墨技法和新锐的审美形式,并为之筚路蓝缕,殚精竭虑,铸就了其作品人文与学术的双重价值,因而使她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之一。”

——摘自2013年12月7日《美术报》

 

    著名美术史论家、博士生导师、《新美术》杂志社长范景中教授在《独立与超越——读周天黎艺术有感》中论述:“作为具有强烈历史意识与文化担当的知识分子,周天黎并不满足于‘游于艺’的皎皎风雅,其人格的独立与超越也绝非仅仅体现在她的艺术实践之中。她在文章中发问:‘纤毫任几重,历经多少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道心微茫,苍苍莽莽,击壤不吟,南熏谁操?’这样的情怀与孤独感总让我想到蓟北楼上的陈子昂,又或是想要彻悟宇宙人生的浮士德。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以‘格物诚意’为基点,渐次完成‘修齐治平’的道学实践。而周天黎女士是一位立足于儒家传统,同时深具启蒙精神与现代意识,具有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大情怀的知识分子。她推崇人文精神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奠基文化,履步那些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中外文化先贤哲人,借文章上下求索,浇己块垒,有纵横之势,有沉着之情,读之常有痛快酣畅、肝胆相照、湖山跌宕意气如潮之感。她疾呼艺术家的人格重建与社会担当,坚信‘人品’与‘画品’之间有着无法回避的牢固关联。她敢于痛陈时弊,指出为画者‘……纵然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哪怕是溢彩锦绣,声名鼎沸,风高浪急、草寇称王;这些捏塑又有怎样的力量影响和混淆着中国画的价值评判,误导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最终的历史结论必然是几株枯树临秋风,颓势难挽,掂量起来,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因此,在周天黎看来,风格之争只是艺术发展史中的皮相,她坚信‘杰出的艺术必然来自于文化、哲思、美学、价值观及人文精神的高度契合,来自于艺术家内心的真诚表现。艺术如果失去了内在的诚实与情感,作品则流于浅薄与虚伪,犹如沙土上建高塔,清水里捞月亮,艺术意义无从谈起。’在这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石涛所说的‘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也在道德价值评判的层面上获得了崭新的意义。”

——摘自201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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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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