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在利害造世变的时代要有大爱——读吴山明作品所想
发布时间2021-02-05

    艺术家在利害造世变的时代要有大爱

           ——读吴山明作品所想

    

周天黎

    

   2009年6月18日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6月26日《台湾新生报》。)

    

  

    

    一、艺术之魂 魂兮归来

    

    对国民性有深刻了解的鲁迅郑重告诫国人:“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个别人这样做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形成一种文化规范、舆论气候。”今天,一个艺术家如果樗栎之躯,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对社会的深层观察、逃避自己良心对道义的承担,以及完全抛开当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善恶是非问题、精神追问问题等等,就等于丧失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核心。纵然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哪怕是溢彩锦绣,声名鼎沸;不管是经院鸿儒,堂会画手;这些捏塑又有怎样的力量影响和混淆着中国画的价值评判,误导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最终的历史结论必然是几株枯树临秋风,满枝昏鸦噪斜阳,颓势难挽,掂量起来,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纸上云烟过眼多”,岁月的尘埃会很快将那些矫情、伪诈、虚假的东西彻底淹埋!——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坚信:杰出的艺术必然来自画家内心的真诚表现,艺术如果失去了内在的诚实与情感,作品则流之浅薄与虚伪。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是否能卓越伟大、恒久永存,很重要的一点是视其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在这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站在超越党派、阶级的人类艺术伦理之巅,以探索人性为艺术之本,把自己的艺术创作拓展为有着高尚深刻美学内涵的精神追问,以此去表达对生命价值和人文主义价值的极致追寻。

    

    荀子并不言重:“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也。”当下中国画家们最普遍的失误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失缺凋蔽,时尚沉浮中,唯利是图的贪婪症、虚荣自大的摆谱症、操奇计赢的造势症、嫉天妒地的同道互搏症、权钱面前的垂涎症到处可见。于今堪伪不堪真,蓬山零落几枝春?大概这几年来,在国内外看到甜俗、陈旧、粗劣、虚伪的国画作品实在太多了,当我在香港美术家联合会主办的《美术交流》(2008年第3期封面)上读到吴山明先生的作品《沧桑》(见图)时,我的思维有一种电光火石般地震颤,我深深感受到画家高超的才情和画家激烈跳动的思想脉博,重新汇聚起来的记忆,像晨光条条缕析,一种来自生命阅历的创痛视觉中,我记起了曾受到当时法国权势阶层百般诋毁、一度被同行讥笑为不会画画、19世纪法国伟大的艺术家米勒的一句话:“如果我没法把自己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我宁可什么也不说。”我感佩在中国画界那种假遁世、假求禅、骗名利以及伪饰、享乐、消费主义的创作观盛行,在一些无聊而虚浅问题上喋喋不休、耽迷玄谈之时,画家没有背弃心灵的故乡,没有回避命运的阴暗和残酷,却以更为悲悯的情怀去观察历史的细节。《沧桑》以洗练简赅的笔墨,富有节奏感的处理,准确地抓住了外貌特征,捕捉到最平常又最具代表性的瞬间景象,摄取造化,突出精神气质形象,细腻传神,骨力皆出,人物内心世界拓见,触之恸恻,艺术地映现出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封建专制改朝换代、血腥弹压下所历受的苦难,实在是过于沉重和频繁,以至在他们质朴、凝重、瘦削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沟沟壑壑;封建枷锁历代传承的困厄,他们的脸庞更无从找寻类似众多诗人笔下的激情和小说家口中的幽默,其样子是那么的苍老、那么的沉默、那么的疲倦,然而,生命之态却又是那么的平实与顽强。这里,画家果敢地跳出了中国思想界、文艺界一度盛行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框架,恫瘝在抱,放笔直取、命抵灵府,把民族心灵的孱弱与民族心底的韧力都赤裸裸地置于读者面前,作品中蕴含着撼人的思想能量把揪心的剖析引向纵深:这不是荒诞世界里的生命的偶然。岁月难掩无妄灾,百代兴亡百姓哀!“兴,百姓累,亡,百姓苦。”历史上反复上演的权力易鼎活剧中,正是他们的血泪,构建出一段段悲怆千年的老百姓的苦难史和艰难的社会发展史!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学巨著《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1960年)所言:“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种对我们民族心灵作出的锐利解剖所暴发的重大情感状态,这种对人类苦难的哲学深思,这种对病态的剖剥中张扬真、善、美的道义力量,其艺术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我错愕、忧愤、彷徨、无奈与惊奇,百味俱陈,有一种情感烈焰焚烧中的阵痛;然而,生命最初的诞生不就是伴随着阵痛而来?没有阵痛就没有新生,剧痛之后,便是深深地祝福!

    

    艺术是什么?人为什么去从事艺术?当然,艺术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政治行为,更不能成为政治工具,但它决不是与人类无关痛痒的闲时消遣的什么物件,而为人生的艺术,它一定是人性的发光体、人类自由精神的栖息地,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联。俄国19世纪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指出:“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好象一个焦点一样,把现实生活的许多事实都集中在本身之中,它大大地推进了事物的正确概念在人们之间的形成和传播。”笔下自有一片天,风风雨雨总关情。每一件优秀的作品都是艺术家某种特定情绪的必须表达,以人为本,生命价值至上,是人类社会精神的价值核心,有深厚的美感经历即有深厚艺术修养的艺术家有足够的理由秉着社会良知去回应历史的呼唤,在追问与反思中,进行人性的诠释和生命价值的剖析,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询。通过这种严肃而深刻的批判性审视,面对历史留下的耻辱和丑陋,启迪今天的人们不畏艰难,超出人生、历史和现实的局限的,去找到我们民族在廿一世纪再度崛起的新时代的精神结晶!蓦回首,炎凉识尽,无数青春鸟,化作杜鹃声!看碧落,幕云重,风生九陌,千年颠簸……,继111年前严复翻译发表赫胥黎的《天演论》,谭嗣同、康广仁、刘光弟、林旭、杨锐、杨深秀维新派“六君子”心负华严,血荐神州,蒙难北京菜市口之后,中国近代史中启蒙的一代——杰出的早期国民党人,杰出的早期共产党人,以及其它杰出的文化、政治精英们,就是因为看清了“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或革命,或改良,或左派,或右派,或激进,或温和,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摸索民主和自由,把身家生命都无私的奉献!各种救国救民的主张主义与改制变法的思想观点精彩纷呈,争奇斗艳,如破山之雷,电光淬厉,相激相荡,共同构成了轰轰烈烈地旨在改造独尊儒术、封建极权、宿疾沉屙、百病缠身旧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只可惜虎斗龙争无寻处,剩有寒凝碧血,闻大地低低呜咽,缈缈命数之间,千阕哀歌留芳华。历史的吊诡,使帝制的中国迟迟未能向现代社会转型,走的路是那么的崎岖漫长。

    

    仰望茫茫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清末思想家、杭州人龚自珍有挥毫抒情:“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认为真正的大艺术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承担一种责任:这就是或以文字、或以图像、或以言说,对人类历史的文化进程进行反思,其深省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观,对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的向往,是构建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重要元素。巴尔扎克曾说:“伟大的激情与伟大的作品同样罕见。”我敢直言:象《沧桑》这样洞烛幽深、追求厚重之大美,反映了经世累劫的旷世杰作,是对当代中国人物画的颠峰诠释,和世界艺术史上任何一幅美术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相信未来的中国美术史不会忽视它的存在。据悉山明先生的这幅代表作已被中国美术馆珍藏,令人欣慰的是历代帝王的血色宫墙外,毕竟还有不少识鉴之士。

    

    暧昧的依然暧昧,模糊的依然模糊,犬儒的继续犬儒,无聊的继续无聊。在此,我也清楚地表明我不能同意一些中国画家、美术理论家们的观点,他们振振有词地强调:“中国画不反映具体的社会内容,不承载具体的社会责任。”这实际上是某些三流画人、四流学者泼打厮混,画虎类狗、刻鹄类鹜般的浅见胡说,空洞之灵魂足见其泼皮牛二、遁墙之鼠的格调。我的观点是:当艺术不再成为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画件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技法演练,无法构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

    

    可以断言:没有崇高的人格精神、没有人性良知迸现的光辉、没有独立的艺术视野、没有人类普世价值观,中国美术界永远也出不了伟大的传世作品    

    

举世浑浊孔方兄,心情说在雨声中,已惯常辜负!实际上,山明先生多次表达的见解不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哲思:“对艺术家来说,最自然的状态应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最平凡的生活中寓藏着最深刻和最永久的主题。假如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合上时代脉博,那么,应经常到生活中去,去体验、去观察、去积累素材。无论是写实的、意象的,甚至是抽象的艺术,都离不开生活的最初启迪。”“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画家,我要关注的是社会生活,我有时代赋予的责任感。……我希望自已的作品引起更多人深层次的感悟。”

    

    思想者陈独秀说得很精辟:文化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运动。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说:“……我们都是由这种混合物造成的,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我常常在想,人类的种种过失和暴行不就是在你我的软弱默许与亲眼见证下进行?在社会重大变革的历史阶段,道德愚钝的我们有多少的反省和觉悟?在谬种风骚,价值不定,“五四” 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等核心思想被不断扼杀和扭曲的尴尬情势中,有多少人抱道忤时地思及到当代文化本质的问题?我们有否警惕思想的萎缩又必将带来艺术语言的平庸退化?人文主义的断裂声伴随着文明的危机威胁而至,有抱负的艺术家们是否感受到历史的沉郁与愤怒以及格外的沮丧和愧疚?未尝懈怠下来的心灵的追求,又如何去寻找遁升的出口?中国历史上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嵇康、苏东坡、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徐文长、曹雪芹、八大、鲁迅……,那些充满着痛感、苍凉、毅然的巨擘之艺术灵魂对今天艺术家们的精神感召可在?每当想到他们在寂寞横逆环境下表现出来的道德热情与卓然人格,我忍不住大声呼喊:魂兮归来!

    

    二、笔墨创新 独步画坛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艺术创作是动态的事物,艺术家按照自身的内在要求,在概念思维和精神矛盾冲突中不断重新寻求新的组合。因此,任何门类的艺术都必须在运动中或快或慢向前发展,否则,生命力就会逐渐衰退。所以,对此有感悟的石涛才会提出毫不含糊的艺术主张:“笔墨当随时代。”“今人古人,谁师谁体?但出但入,凭翻笔底。”黄宾虹也说:“画者欲自成一家,非超出古人理法不可。”艺术家的自由表达与独立思考如果被某种死板的程序教条所禁锢,那么意味着他的艺术开始走向平庸。当然,上千年来,中国画的笔墨技巧已达到极玄妙的境界,想超越一步,何其之难,当今又有多少画家在探索、苦恼、变革,以期有新的突破。人世间又有多少艺术天才,在蝇头利禄,蜗角功名面前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裹足不前,不敢再有进一步发挥个性、冲破世俗的大胆追求,终未成大器。史册记载,少年时当过民间金银首饰工匠的“浙派”开创者戴进,绘画创作从来没有被传统困囿,特别是成为宫廷画师又被明宣德皇帝逐出皇室画院以后,反能更自由地博览群籍,博采众长,不受皇室院体画风所束缚,自创新路,造诣很深,形成独具特色的流派,在明代中期已被认为是艺术经典。“浙派”出身的山明先生敬仰前代宗师,却不亦步亦趋,没有完全仆伏在前人脚下。“不知星汉夜阑干,两肩画骨自担酸”,山明先生是一位有创造和有胆略的艺术家,他深深懂得中国画的发展决不是传统笔墨的复古,学习传统与继承传统绝对不是再克隆出某一古人来。所以他不泥古、不守成,严于法度又敢于蹊径独辟。他很少有偏见,积极思变,不断地接纳新的艺术观念,最大限度地丰富了自己的绘画形式语言。他在传统宿墨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亦苍亦润、浑厚华滋的淡宿墨技法,可谓是对中国画的一大贡献。

    

    作为一种墨法,宿墨最早在宋代郭熙的山水画论里提及,以往画家偶尔亦用来丰富墨相,并没有物尽其材。能不能更多发挥宿墨的妙用,数百年来既无人想更无人做,一直到黄宾虹才在把宿墨列为“七墨”之一,在山水画中破天荒地开发宿墨的潜能。宿墨的特点就是脏、黑、板、结,浓重之外也可以透、润、亮。然而,人物画的造型讲求确定性,宿墨的墨韵带有随机性,二者相互矛盾,在人物画中发挥宿墨,对于出身现代浙派的吴山明而言,必须解决两个化西为中的问题。一是变西式以素描为基础的造型观为中式讲求结构的造型观,二是变以笔墨服从于体面造型为主的手段为以线造型为主的手段。山明先生正是在不断钻研中实现了笔踪与墨韵在水分冲击下的精妙生发,从而为意笔宿墨人物画的神奇变化开拓了宽阔的审美空间,并且还形成了中锋笔踪和宿墨渗化相结合的笔墨方式与笔痕与水痕之积重之美,同时,勾勒中强调速度、压力和面积三要素的变化,瘦不失其力,肥不失其挺,独步画坛。

    

    唐伯虎说:“今以画名者甚众,顾不重意,又执一家之法,以为门户,此真大误也。”优秀的中国画是“写”出来的,即以书法性笔墨来描写物象,只有进入写画的境界,方得书卷之气,方能“画从于心”,方能笔顺意畅。山明先生把宿墨法与线结合在一起,以意驱笔,把宣纸当作自己文化精神的栖息地,这看似轻松却需要广博宽厚的文化精神的凝聚。笔迹以碑味的凝重融入帖味的流畅,藏头护尾,一波三折,状如春蚓秋蛇,又多笔断意连。因使用长锋羊毫,蓄水多川流泻缓,落纸之后,既形成了沉厚有力的笔痕,又出现了笔痕框廓外的墨韵渗化,渗出了结构的凸凹转折,渗出了厚度,也渗出了独特的韵味,起到扩张线条,延长笔痕而塑造形体的作用。笔痕框廓内外因宿墨脱胶程度及水分的渗润之异,更出现了或结或化的不同,其凝结处有干笔的骨力,但干而能润,其化散处有湿笔的飘渺,急缓跌宕,虚中有实,龙蛇飞动,天趣盎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笔墨之美,故其画作已完完全全脱去俗气,洗尽浮气,除掉匠气,波磔挺然又灵动内美的笔性、笔力、笔势、笔趣、笔意构成的画面给人带来高度的艺术享受。

    

    在急功近利的世界里,真正艺术家应该是圣徒般的涉行者。任何高妙的艺术,都不单纯是情绪的发泄,直白的叙说,而是通过涵养性情,净化心灵,使真情实感升华为审美理想和精神境界。八大山人有心得:“如行路万里,转见大手笔。”明四家之一的沈周也曾题画:“莫把荆关论画法,文章胸次有江山。”为此,山明先生走出画室,贴近生活,下滇南,上天山,进藏区,入延边,去内蒙,赴浙东,行程几十万里,与最平凡最普通的各族老少妇孺的接触为伍,感受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悟解他们深藏内心的悲伤喜乐。湛湛天宇下,人世百态,只须执心而观,则天地奇趣、万物因缘都藏艺术灵气,这种直接来自原生态生活的深切体验和砥砺,成为他绘画创作的源头清泉。

    

    红尘多少事,不入彩云中,世俗喧嚣声,难污修行路。山明先生懂得老庄“柔弱胜刚强”二重论思想法则的“辩证的思辨”,破惑破障,内证法性,避其无为遁世隐士文化中消极的一面,扬其生命领空和精神视野中灵动感性激情的积极意义,在创作实践中重其“道法自然”,情寄彼岸信仰,现实不适感的意识转移中有一种不可抑阻的强大文化张力,而非大家是无法拥有这样的内在功力。真与朴,起源于庄子的哲学思想,崇尚真情瑞祥本性,破桎梏羁绊收天地灵气,向来是中国文人画的一个追求高度,也是个体精神自由和理想人格的向往。庄子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固然极端地蔑视艺术,把东周之世(指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绘画、音乐、雕饰等艺术看作人为之工巧骂得一无是处。但他对那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睥睨世俗功利的艺术家却颇为尊重。赞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的美学观点认为,能与大自然天地精神契合、回归生命天然的情性与本根,才是真正的美的存在。山明先生对此心领神会,在心灵放逐和精神的翔游中丰富着其豁达的艺术生命。他的水墨人物画,尽管有的只画人物,有的略微点景,但他善于精心显现人物环境的光风霁雪、云流日影,把人物与环境在相互渗化中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不仅描写了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且把自己的审美感情投射到宁静含蓄、光明悠远的境界中去。从而使自古以来以传神为依归的水墨人物画,成为以传神为基础,以抒情写型为主导的新面目。如石涛画论辩证:“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尽管不能说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充分实现了这一点,但就丰富人物画的艺术表现的途径而言,应该说,这也是吴山明作品呈现出的一个可喜成就。

    

    三、核心价值 人文精神

    

    早在学生时代,山明先生就深受意大利及法兰西古典学院写实传统的改良者、俄罗斯学院体系中的杰出代表契斯恰科夫(1832年-1914年)素描体系的影响,又受益于潘天寿国画线描造型的教育,并反复研究学习过石恪、梁楷、闵贞、任伯年等古代写意人物画家的用笔,基本功打得十分深厚扎实。由于师承“现代浙派”,深信中西绘画作为两大体系,相互间的吸收而不该削弱各自的特点,使原有的传统更加丰满。对传统的理解,也不局限在技巧形式领域,而是深入到文化精神和审美方式层面。可以说,在他的意笔春秋中,构筑了中国绘画文化的时代语言。

    

    山明先生成名于上世纪60年代,从事艺术教育、创作近50年,家藏文史千卷,在古今中西百科中求得文化底蕴,且桃李遍天下,声名遐迩,论者众多。我的这篇短文无意对他这样的大画家的艺术成就作出概括性的学术梳理和发微探奥,只能是有感而发,随笔走言。我和山明、高晔夫妇相识近30年,知他心地善良,人品端正,德艺双馨。上世纪80年代他在香港艺术中心开的第一个画展,我还一起参与学术主持,并邀请和陪同安子介、徐四民两位专程前去参观收藏,当年的画展广获好评,声震香江。高晔女士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花鸟画家,而且又是一位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热心参与者。我想,这样的知性伴侣,对山明先生的艺术发展,多多少少也总会有所帮助。许多年来,我与他们是随兴往还,君子之交。今年4月下旬,我在外子家乡浙江嵊州小住,山明先生、高晔女士得悉前来看我,并获赠精装的《中国名画家精品集——吴山明》画集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细细拜读之下,真是幅幅佳作,认识到他对缩墨笔法的运用,醇化剔透,百态千姿,格高韵美,机杼自出,已达出神入化的境地。可谓:“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其造象之精,其境界之高,堪为一方鼎镇。无疑,山明先生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物画的代表性人物。

    

    令人惊异的是我在研究这本画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感觉到与以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为精神源头的西方艺术文化,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暗合,一种艺术心灵的终极嬗变,一种一往情深寸寸柔肠的大爱无言。过了好几天,我才悟出,那是因为山明先生人物造型中所表达出的生命美学,是超越了世俗权力和封建专制精神的人本主义的信仰,凝聚着他对于生命的严肃、忧思、爱惜、叹息和珍重,也是他敬畏生命及对人性善恶的艺术界定。我一直认为对生命精神的表达才是人类艺术最核心最崇高的哲学境界!而本身生命结构中爱的含量贫乏,心地阴暗,狭隘弄术,没有阅历、智慧、学养,不相信世间有真情存在的画人,是永远无法理解也绝不可能登上这个量级的。我尚不知这对山明先生来说,究竟是源于理性的思考,还是源于智慧的直觉;还只是我在祈盼更多的大爱在更多艺术家的生命里复活升华。

    

    我认为任何一位想成为大家、大师的艺术家,都不能回避生命精神的思考:多少人间的欲望与仇恨,竟被培养到了丧尽天良的程度?人怎能光顾着在吃喝、争斗、繁殖这个层次上生物性循环?“爱”和“理想”,这两个让人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词汇,这两个支撑着人活在世上的精神支点,难道真的虚无缥缈,令人不敢奢望了吗?!当前,社会精神价值严重失落,旧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已经失去了动员能量的号召力,包括政府信用在内的社会信用正不断流失,贪赃枉法越来越恶劣,社会公德越来越受到漠视和践踏。只有人本主义真正成为我们社会的自觉信仰,只有会通自由民主、法治德治、和谐圆极,我们民族才能重归文化形态的纯真,才能跳出物性宿命论的现实逻辑。久负盛名的英国19世纪艺术史论家罗斯金说:“伟大国家的史记有三份:功绩史记、文学史记和艺术史记。” 试问功业丰伟如罗马帝国,雄壮如秦、汉、唐,铁铸的辉煌都已化为流水的呜咽,留给后世的,除了艺术与文化,还有什么?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没有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家、伟大艺术家的国度,一定不会有伟大的政治家,大家口口声声所说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只能是井中捞月,绝对不可能实现!

    

    尽管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有些人画了一辈子也难以明白,但我还是要说出自己的看法:一张画的赏心悦目在审美意义上讲还是一个较低的层次,笔墨技法固然很重要,能稳定应用是表达能力的体现,也不否定绘画形式语言的探索也包含着技法的探索,笔墨是画家的情感的倾注与渲染。可笔墨只是方法,不是目的,最高也只是属于著名画家位阶的评判范畴,从“技”至“道”还有一段不短的层阶距离。前代名家以任伯年为例,他的写实人物画功夫可说到家,但可惜市井味太重,绘画之境界因此而受限。是什么东西才能催生出被后人追慕的真正的艺术巨匠?不可缺少是高贵的宗教情怀、深邃的哲学思辨和厚实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大孤独、大苦闷、大激情。历史在认定一个真正的大画家、艺术大师的历史地位时,最重要的是他对人文主义精神价值观的坚持和张扬,是他对人类文化变革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具有极高人文思想价值的美术作品不仅是伟大的,更是永恒的。反之,离开了这个坐标高度,都是些沽名钓誉的炒作折腾瞎起哄。

    

     记得山明先生20多年前曾在一次画家、作家好友的聚会中说过:“看重生活的启迪以及对自然美的敏感对于画家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将自然美演化为艺术美,是画家的天职。”其实,一位优秀画家对艺术的追求,一直处于生命的进程之中,因为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虽然,极“左”的政治思维长期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十年“文革”,美术界一片萧索,画坛干裂,真正的文化艺术受难于极权政治时期,更对知识分子进行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管制,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只有如《毛主席去安源》这样指鹿为马、品格畸形,并非基于艺术本位表现之突出,奴性如附骨之俎、服务于“四人帮”邪恶政治角逐的伪类作品被捧为圭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出自社会哲学思想僵化的“极左”教条,这个充满杀机的暴力魔咒,这个构建人类共生和谐社会的历史反动,更曾经似黑云遮天,企图灭绝人之本性、吞噬一切艺术良知。世态汹汹,雾锁长江,罡风吹坠九层台,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画家们难免也会力不从心,左顾右盼,莫名忐忑,有时也不得不“从人开口笑,心苦自能知。”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来,包括道德领域惨遭蹂躏时,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对真善美艺术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山明先生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精神的自省、救赎和升华。因此,他在绘画创作上总是倾心地注重着对人性之光、对人类美好精神价值的真诚发掘,充满着对人道、理性、平等、博爱等人类文明信念的坚定追求。

    

    一腔热血来时满,两鬓寒霜看日悬。人生恍惚,时有狂风刮起,时有暴雨倾盆,时有虎狼挡道,时有利害牵缠,人生怎能完美?我们不必讳言人的宿命,我认为:人的创造性源于人的非完善性。但又诚如美国19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梭罗指出:“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从这本《中国名画家精品集——吴山明》画集的作品里,可以清楚看出春风夕照中一头银发、如赧酡颜、精神矍铄、童心豁然的山明先生在这方面的艰辛耕耘和煞尽努力。在艺术人生中,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表明,他是一个愿意在无力中也要仰望星空,在无力中也能坚定前行的人,惟此,方显坚持的价值。人们不难发现,他确确实实通过主观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可以使自己酣畅淋漓地表达生命精神的艺术天地。我想,画家生命的本身不足为奇,画家的生命力是以作品为标志的。“安得笔力有如此,千秋要留大家风。”这当然是每一位大画家自身艺术生命的生存需要,也是每一位中华民族的艺术大师进入辉煌艺术殿堂必由的坎坷之路。

    

    四、结束语

    

    艺术对于社会的关注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的关怀。在当代历史的转折时期里,当代中国的文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是局部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以及原有政治伦理、社会秩序都产生出严重的冲突,精神迷惘和道德危机正在持续恶化,科学底线、人格底线、精神底线裂缝已现,文明解构与文明结构的尖锐冲突已经如此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千涛拍岸,当政治家和思想家面对不可回避的历史挑战,凝视历史,前瞻未来,思考如何去变革固有文化形态的转型;如何去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之时,也值得每一位中国艺术家以敏锐的触角和思者的使命意识去抚案而长思:如何以文化的力量去宣拓发扬人类生命的善性,以致怜致爱的人文情怀,去进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探索和艺术创造。记得一位已经逝去的诗人说过:“没有人类的不断审丑、审恶、审假、审冒、审伪、审劣、审朽、审腐、审脏和审臭,人类怎能不断审美、审善、审真、审正、审纯、审优、审本、审洁、审净和审香?向善的尺度,是必然来自于对恶的认识与之不断审识丑的把握中。”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艺术家在苦乐人生中才能感悟真善美,要有勇气去直面人生,敢于踏进充满荆棘的丛林,以文化史的哲学观点,去扩展人文思考的空间。所以,对已经有了较大自主力量的艺术家本人,是否也需要想一想,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层面上去安置自己的精神家园?杜甫《登高》中的诗句写得甚好:“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结束本文时,我特地抄录哲学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序言中的一段话,和中国美术界有志于成为真正的艺术大师的画家朋友们共勉:“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出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2009年5月12日于沪上旅途

    5月17日深夜改于香港一清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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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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